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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000年9月29日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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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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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4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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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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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后者是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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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作为一个过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有三个，即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从中可以大致梳理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脉络和归宿。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两国的国内政局和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复杂的结构导致中苏关系正常化同时也是双方在全球和地区等层次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且对全球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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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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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中苏关系经过结盟、合作到对抗与冲突之后，再次回到寻求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原点，不过历史条件已经与以往大为不同。一般地说，中苏两国并无所谓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常化”就是探索和逐步建立共识的过程和结果。这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即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中，是双方关系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以党际关系为中心和主要基础的同盟关系破裂后，双边关系无法被规范和军事冲突的发生，在逻辑上导致双方必须考虑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依据什么准则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正常。另一方面，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两国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既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并导致探索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和缓慢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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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常化”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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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论著均将1979年春中苏双方围绕终止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或双方围绕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的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谈话所展开的决策与相应的外交活动等，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开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国提出关系正常化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国领导人开始模糊地意识到需要将国家关系同党际关系有所区隔并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则要更早一些。大致梳理清楚这个过程对理解后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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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溯中国领导人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在1956年秋波匈事件期间。当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在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声明中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愿望。”[1]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中国后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实践看，中国领导人这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们还是将国家间关系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框架中思考的。换句话说，在他们心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外交的一个原则，至少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而且当时的中苏国家关系同20世纪70年代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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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中提出的。不过由于无法看到双方会谈的记录，所以无法确认是谁首先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据苏联方面的翻译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的回忆，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谈中提出，苏共领导人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2]中方的资料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中披露，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3]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正常化”最终要看公布的会谈记录，不过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都同意保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会谈中两国总理都同意派代表举行边界谈判、恢复贸易关系和恢复互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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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无法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最终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只有间接的资料表明，柯西金本人表达过希望从更积极一些的意义上评价中国方面的立场。[4]中国方面披露的资料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此次会谈的意义给予比较重要的评价。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报告的肯定表明，他同意周恩来的判断。周恩来随后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于9月18日致信柯西金，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准备根据苏方的回应再决定发表政府声明。[5]可以说这次两国总理会谈至少引起两国领导人开始共同思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尽管对“正常化”的理解可能并不一致，也不清晰。当然，两国总理当时的共识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函中仅提出“使边境局势正常化”。[6]中国则实施针对设想中的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全面备战。尽管如此，两国总理会谈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概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边界军事冲突的压力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探寻如何区别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便在无法解决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尽可能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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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总理会谈提出“正常化”问题，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造成的危机形势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从逻辑上推论，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区别，以免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严重破坏国家间关系思考与努力，应该是从中苏之间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争论发生的初期，都曾经为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做过努力。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很可能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做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尽管有过剧烈起伏和变化。因为一旦意识形态的争论给国家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遭受的损失会大大超过苏联。这是由中苏两国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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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初，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并力图做到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有所区别。[7]当年7月16日，苏联对中国实行制裁，宣布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中方在交涉中表达了希望维护两国关系的愿望，陈毅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坦率说明，苏联撤回专家受损害大的是中国。此后中国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就两国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这是中方为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所做的第一次尝试。从结果看，1961年间中苏经贸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就中国偿还贸易欠款的期限和部分欠款的利息等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协定和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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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两党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的另一轮尝试是1964年2月至8月举行的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这一时期中苏两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代表团仍然在谈判中就中苏边界东段4280公里边界线中的4200公里部分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达成了协议，并草签或谈妥了部分工作小组协议。[9]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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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著作的描述，1965年，中苏国家关系伴随两党关系破裂也进入全面破裂时期。当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往返两次路过北京，其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从不同渠道披露的资料看，这些会谈涉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合作、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展示的思维，包含着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的逻辑。从目前能看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片段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希望为“改进国家关系”而留有余地。[11]此次会谈后不久，中苏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国家关系随即严重恶化。不过如果没有双方都曾尝试过在党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关系的过程，就不会有后来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提出关系“正常化”，以及根据这个概念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主张。苏联领导人曾经根据此次会谈后中苏关系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认为，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声称苏联方面将“争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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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是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中，并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的。当时，双方提出这种诉求都有策略方面的考虑，但正是在敌对的环境中双方开始共同建构“正常化”这个范畴，并且在双方的理解中，这个范畴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正常化”因此成为后来中苏关系从缓和到和解再到正常化的一个起点和动力。从历史过程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中苏两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所谓“政治正确”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化”反映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方向和最具实质意义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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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抗中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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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三篇所述，由于1969年春夏的边界军事冲突，中苏关系进人紧张的敌对状态。这种局面虽然因为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一度有所缓解，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善。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判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相视为威胁。尤其是中国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方面，将苏联定性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威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的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也被称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3]另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与美国的历史性和解，这一外交战略的转变导致冷战格局中出现了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国的对苏政策更加紧密地同冷战纠结在一起，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更愿意从全球均势而不是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中苏关系的强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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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在中国对苏政策的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苏联领导人的谈话透露，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代表就曾向苏联提出，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4]1973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部分突出地强调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危险性，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将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列入其中。报告正式说明：“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15]这是第一次将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写进中共党的最高文件中。鉴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这部分表述可以被视为中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段表述在当时看来，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和道义的立场，但后来的发展证明，它被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经过两党关系破裂、同盟解体和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基于一般的国家关系准则，不可能再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他们就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准则提出了明确而且是坚定的表述，这个表述的精神实质被载入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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