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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这段论述的特别之处是它认为，目前的中苏关系与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关系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五项原则之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所谓共同“理想”和“精神”。尤其是中共十大是在“文革”的炙热气氛中召开的，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会有这段文字？它背后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对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有怎样的思考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有关历史档案的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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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包括在中苏边界部署50个师和在蒙古驻扎8万部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升级，包括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SS-20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在内的2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等。苏联还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先后同越南、阿富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这些行动都包含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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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间美国、日本等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日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苏联分别在1972年和1979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关。从时间上看，第一次谈判是1972年5月，即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第二次谈判是1979年6月，即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同时苏联不断向美国和日本等国施加压力，苏联舆论也不断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恫吓日本不要积极发展中日合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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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与20世纪50年代结盟时期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不过他们还多少有些指望能使两国关系更密切一些。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宣布：苏联“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16]在此前后，苏联方面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应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要求苏联方面首先履行1969年9月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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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抱有希望，以为中苏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正常化”之后，还可以“更进一步”。他们利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和9月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向中国发起一轮改善中苏关系的攻势。特别是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苏联很快便未加评论地播发了简单的消息，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苏联方面改善关系的尝试。9月13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为毛泽东逝世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苏联主要媒体播发了这一消息。[17]苏联媒体此后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批评中国的评论。勃列日涅夫后来的一次讲话表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试图利用中国主要领导人逝世的时机缓和两国关系，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中国对外政策也可能随之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变化。勃列日涅夫当时就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时期。这种状况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领导当前的立场。”[18]所以他们有意利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做出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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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的试探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愿意看到的回应，中共中央表示拒绝接受苏共中央的唁电，并同时退回了其他一些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追随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唁电。中国新领导人在几乎每一个外交场合都重申，将坚持执行毛泽东在世时的对外政策，包括将苏联视为新的战争策源地，以及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19]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并表示新的领导人将坚定地贯彻这些政策。[20]如前所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很可能是对中国新领导人的反应感到绝望，苏联领导人从1977年春开始恢复对中国的指责，苏联媒体也重新展开对中国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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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在鼓励越南谋求地区霸权，特别是在越南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25日，越南建立了柬埔寨傀儡政府，随即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1979年1月7日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苏越之间建立的相互利用的战略关系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必然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允许一个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本国的边境地区。中越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以及两国在地区层次上的矛盾，特别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支持越南对抗中国这一因素而迅速激化，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发起对越作战，对越南实行惩罚性的军事打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并鼓励其他国家勇于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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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发起军事进攻。中国政府公开声明，军事打击越南就是为了打击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因为“苏越大小霸权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侵略扩张，这是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的根源所在”。[21]苏联一方面指责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增加在中苏边界地区的军事活动，如进行军事演习等，中苏间的敌对气氛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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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长过程看，这个阶段的中苏对抗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苏对抗的确是一种“反常现象”，两国希望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才是自然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中苏关系中才呈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即当两个国家处于最尖锐对抗的时刻，双方却已经基本建构起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而且双方对此范畴的共识在向增加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双方的外交话语系统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所以双方才能在对抗时期都将这一范畴作为攻击对方和谋取道义优势的重要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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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缓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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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结束了对越作战，中苏关系几乎是立即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围绕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废，两国政府终于展开了正式谈判，尽管级别并不很高。这次交往并没有具体成果，但的确是极大地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为国家间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有益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它是中苏两国结束对抗和走向缓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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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即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根据规定，双方应于有效期满前一年就条约的存废进行谈判。从目前能看到的资料看，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甚至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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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苏联方面既不希望中止条约，也没有预计到中方可能提出中止条约的看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了，更有可能的是苏联方面不愿主动提出中止该条约。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1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22]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一方面为缓和中苏关系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将中苏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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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反应要复杂得多，这主要同中国的内外局势都处在变动时期有关。一方面，中国这时在积极努力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如果延长与苏联的同盟条约，将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例如，在1978年7月重新开始的中日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中日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条约中是否增加反霸条款。加上反霸条款是当时中国方面的坚定主张，也是两年多以前导致谈判中断的主要原因，新一轮谈判仍然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根据中方参加谈判的外交官回忆，为促使日方接受中方的立场，在8月9日的两国外长会谈中，黄华已经向园田直外相表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期将予以废除，园田直外相“顿时笑逐颜开”。[23]邓小平在8月10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中苏条约。[24]显然，中止中苏条约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有外交利益的具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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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内正处于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对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检讨和思考也很活跃，其中也涉及了中苏关系。加之中国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2月进行了对越作战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外交上正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客观上看这是很有利于处理对苏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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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外交官的相关回忆。从这些回忆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有过比较多的讨论，尤其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内部经过讨论认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使中苏军事同盟关系已经过时，但从对越作战中苏联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看，条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从全局考虑，最稳妥的办法是签订新的条约来代替旧的，如此解除军事同盟关系同时避免大的震动，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和加强中国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具体做法是中苏就国家关系举行谈判，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马叙生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后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2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些回忆和传记尚不足以勾勒出中国决策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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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在经过这些讨论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于3月24日获邓小平批准。4月初，邓小平做出明确指示，不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文件。[26]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延长中苏条约的照会。照会指出，中苏条约曾为促进中苏友好和维护地区和平发挥过历史作用，但现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及中苏分裂导致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中止条约，并建议双方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的文件。为避免引起较大的震动，黄华告诉谢尔巴科夫中方将不公布照会，由新华社播发一条短消息。[27]同一天，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延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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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接获中方照会后，第二天即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在有计划地执行一条使苏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遭到破坏的路线”，并称中方要为中止条约“承担全部责任”。[29]随后苏联主要媒体又掀起一波谴责中国的宣传浪潮。但到4月7日，也就是中方宣布终止条约仅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照，宣布苏联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其主张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30]苏联态度的这种变化不是没有轨迹可循的，苏联政府没有预计到中国会中止条约的可能性很低，而且苏联抱有举行谈判的愿望。实际上在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苏联政府曾经先后提出双方签署《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中国领导人对此予以拒绝，并认为能履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可以保证不使用武力。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中苏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准则发表原则性声明，并为此举行“足够高级别的代表会谈”；[31]同时还提出派议会代表团互访。这些建议均为中方所拒绝。此时既然中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签订新的协议在苏联方面也是不可回避的了，甚至有可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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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苏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界谈判。[32]中方提出的方案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倾向以制定两国关系准则为中心，就中苏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6月4日苏方回复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建议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苏方的主张是通过谈判制定两国关系原则的文件，并提出文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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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建议。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中方没有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这一点与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一起，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已经有所变化。不久前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回复中，中方曾坚持一贯的立场，即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是否举行谈判，取决于苏方是否先执行1969年中苏总理机场会谈的谅解，签订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和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包括苏军从蒙古撤军等。[34]到这时为止，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其谈判立场至少也是在逐渐接近。中方的谈判原则很可能还是要争取解决两国国家关系准则问题，并争取能达成有关的协议。这同当时苏方的原则有较大的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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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简介资料透露了中方的准备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8月间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6月24日，中国政府任命驻苏大使王幼平为谈判代表团团长。随后组建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办公室，并组成政府代表团。代表团需要完成的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方案等。此前外交部门的讨论和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表明，外交部门是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进行准备的。8月间，外交部上报《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35]显然，邓小平对外交部的谈判方案是不满意的，至少也是认为报告的内容还需要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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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主要领导人均出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做主旨发言。根据参会人回忆，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如何把握灵活性的尺度视谈判进展的具体情况而定。[36]现在还无法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但是根据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和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可以基本断定，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决心继续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并控制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程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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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外交部门显然试图通过中止中苏条约的时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并争取取得成果。中国决策层对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也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同样认为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以及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相信，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也还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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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28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署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协议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38]中美关系的这一进展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他还介绍了中方将在谈判中提出的具体要求。[39]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显然包括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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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的一段谈话非常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此时此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0]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邓小平要求苏联首先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也可以在毛泽东后期处理中苏关系的思路中找到线索。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就说过，苏联要改善中苏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从中苏边界地区撤军，“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当时邓小平在被打倒后刚被平反和被任命为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这次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还进一步要求苏联承认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如果说这个阶段中国对苏政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在考虑国家关系时有意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是最主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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