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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是认真分析“三二四”讲话第四部分的内容，也可算是似曾相识。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曾提出苏联愿意将中苏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意愿变为关于互不侵犯，关于解决边界问题，关于在互利基础上改善关系的十分具体和建设性的建议”。[7]因此对这次旧话重提，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苏联对华政策出现变化的背景，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理解这篇讲话和他们是否比过去更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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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发表上述谈话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对待苏联这一新的表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苏联领导人希望中国方面加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是苏联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从未如此认真地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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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联此时调整对华政策很可能是被苏联对外政策改变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所以首先需要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前苏联对外政策调整中去寻找根源。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依恃在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标志着美国不论情愿与否，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和意愿。为了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后，继续投入巨大的资源，更加努力地增强自己的核打击力量。结果是苏联在这种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中不仅未能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反而造成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大量地吞噬国家的资源，直到灾难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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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侵略。客观地说，苏联当时在缓和欧洲局势方面是取得了重要进展的。但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苏联试图利用在欧洲取得的有利地位，转而谋求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失败导致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已经决定性地下降，它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干预，这对苏联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上述估计推动苏联领导人选择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大肆干涉，直到1979年12月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其扩张达到了顶点。当然事实也证明，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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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战略核力量领域的竞争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侵略，导致它同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的可能不复存在。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它全球性扩张政策的延伸和反映，苏联企图同时取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战略对手的全面优势，其结果是强化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苏联不得不两线作战，在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和阿富汗承受着尤为直接和巨大的压力。从历史的演变看，苏联扩张战略的溃败差不多就是从亚洲地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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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末期已经感受到苏联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苏联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增长已经接近停滞，例如1980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3%。长时间的扩张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例如苏联军队人数到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440万，比赫鲁晓夫时期最高人数多出100万。这种情况使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980年的军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1979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当年全部工业投资的89.2%，而苏联的重工业同军事工业关系特别密切。[8]另一方面则是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各类民用品严重短缺，甚至出现公众“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9]勃列日涅夫后期，在苏联军事力量空前膨胀的同时，国内竟然出现了“短缺经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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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国内发出要认真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食品短缺）的政治呼吁。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试图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姑且不论这项计划本身是否真能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几乎完全破坏了苏联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宣布对苏联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和禁运，苏联在政治上也非常孤立，它的国际环境严重地恶化。1980年12月，苏共中央公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草案，其中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低于过去几个五年计划。显然，苏联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同时又缺乏调整政策的基本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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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均面临严峻的局面，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世界上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即各方面都具备了使苏联发动“历史性进攻”的条件，“当代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者及新老殖民主义黑暗势力进行无法阻挡的历史性进攻”。[10]所以，苏联领导人在其内外政策面临挑战时，只不过企图通过有限地调整对外政策来大致改善苏联两面受敌的战略处境，同时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正是这种逻辑促使苏联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外交行动。一是1982年3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苏联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导弹，并停止用SS-20导弹更换已部署的SS-4和SS-5型导弹。他说，应该“注意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限制和减少战略核武器协议问题对世界的命运，对于减少世界战火的威胁的意义”。[11]另一个重要行动是勃列日涅夫在一周后（24日）选择在中亚地区发表上述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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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背景中可以大致看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有两个特征。首先是他的讲话内容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它打算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和放弃在这一地区谋求战略优势的企图；其次是在政策的优先次序上，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性低于保持欧洲战略武器优势的重要性。例如，有关暂停在欧洲部署战略武器的谈话发表在先，而且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工会会议上，苏联领导人通常会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比较重要的对外政策谈话。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发表在后，是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如果比较了解苏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通常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此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行动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处位置并不是很高，不是苏联政府的优先考虑，很可能更多地是为了大致缓解苏联面临的安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争取改变正在形成中的不利的战略地位。但是它并不准备为此根本放弃扩张政策，因此也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当然，这种政策调整也不是因为国内政策发生了什么足够重大的变化。这两个特点大致决定了苏联当时不可能接受中方提出的消除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要求，因此其政策调整很难成为导致中苏关系出现突破性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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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分析了以勃列日涅夫“三二四”有关讲话为标志的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宏观背景。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研究成果看，仅有这种宏观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根据这种宏观分析还不足以对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特点和变化程度等做出细致准确的判断。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外交决策体制中，存在着复杂的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的矛盾，这些机构或人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或亲或疏的关系。[12]在苏联的体制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三二四”讲话并不是经过体制内有关机构系统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后才发表的。当然，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发掘新的档案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为合理地界定和评价这次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含义和限度，更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而更合理地评价中国随后进行的有关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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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打开“正常化”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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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对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直接反应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官方出版的年谱类文献中得到部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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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小平年谱》和钱其琛的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发表的当天即3月24日或第二天即25日，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13]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的回忆提供的情况是，外交部内部先讨论了讲话，然后黄华本人第二天（很可能是25日下午）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结论并请求指示。邓小平当时即指示：外交部应立即做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千里之外。[14]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于3月26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15]黄华认为这是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方面的“初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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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邓小平主导中国回应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涉及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决策系统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如果按照钱其琛的回忆，外交职能部门在邓小平发出指示前似乎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没有反应或无所作为。黄华的回忆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外交部内部的讨论情况，而邓小平是在听取外交部领导人的汇报后才做出决定的。由于都是当事人回忆，何者符合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考证。根据黄华回忆，外交部分析认为，苏联调整对华政策是迫于客观形势，包括苏联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处于不利地位，美苏军备竞赛导致军事对峙更加激烈，以及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等等。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示好的姿态，很难根据这个讲话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不过讲话还是包含了积极的成分。他们建议以此为契机缓和中苏关系，使之逐步走上正常化。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二是增强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回旋余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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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公布的档案能支持黄华的回忆，甚至提供更多的细节，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外交职能部门如同1979年中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期的看法一样，在推动缓和中苏关系和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方面是比较积极的，对外交行动的事务性层次有比较周到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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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做出的回应则是初步的，而且很可能是试探性的和留有余地的。作为需要总揽全局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心中很可能有不同于他人的轻重缓急的战略排序。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没有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国不赞成。[17]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所谓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最初表述，意即在中国决策层正式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自己比较明确的看法，并且向苏方转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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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分析中国决策系统中的上述特点，即政府职能部门和最高决策之间在缓和中苏关系并争取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上有共识，但在思路和做法上是有差别的。前者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显然更关注的是国家关系层面的各种问题；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根本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地位，关系正常化与否以及何时实现等，要为国家的安全战略服务，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服务，要取决于中国本身面临的战略性问题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已经表明了中国最高决策者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灵活度，即三大障碍问题可以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如果只是按照谈话中的先后顺序的排列，可以大致推断邓小平这时首先关心的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当然这个推断准确与否取决于这个间接资料本身的可靠程度。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顺序的表达即使是有意的，其意义也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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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外交部门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讨论和形成的基本倾向和特点，即应该采取措施来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同时对苏联很不信任，对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对苏政策，总的看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种倾向和特点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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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开始相继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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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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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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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18]当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导致中国领导人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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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定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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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19]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79年2月对越作战期间，由于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和苏军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一度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有所缓和。但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迅速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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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认为存在战争危险和严重的安全威胁，那么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20世纪70年代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等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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