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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相对稳定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仍然认为苏联威胁很严重很危险，所以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时期制定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20]中国继对越作战之后，又采取了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参加美国主导的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等；1981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苏联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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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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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式的发展模式。1949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很多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和企业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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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1949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从目前能够获得的资料看，1978年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做出指示。在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21]会议讨论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而言，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这几乎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推行现代化战略的时候，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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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这场讨论的主要倾向是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普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并不能垄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同样其他国家也不能垄断，并用它来确定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各项政策，给其他国家贴上属于什么“主义”的标签。这种认识自然会延伸到中苏关系领域，并从根本上否定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合法性。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胡耀邦就曾经说过：“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他认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不充分。据当事人回忆，胡耀邦的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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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停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由此可以推断，勃列日涅夫在“三二四”讲话中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对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应该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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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但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在一个时期里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中苏关系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从实际情况看，经常从美中苏战略三角的认知出发思考有关问题，是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制定对苏政策和处理对苏关系的主要特点，至少也是主要特点之一。很可能的是，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的动荡才是中国领导人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而且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也直接影响着对苏政策调整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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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等方面有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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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显得异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是不要错过时机。[23]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亲自参加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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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进程看，如果没有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需要，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法案的看法是相当严峻的，认为它的出台相当于“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24]邓小平曾因此警告美方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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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在1981年1月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25]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发出严厉的警告。[26]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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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决策层在1981年初下定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并适度调整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1981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荷兰驻华大使，告诫荷兰政府如果它坚持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不惜将两国外交关系降格。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美方。有间接的文献披露，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同美国摊牌的同时，也在估量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邓小平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善，“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吗！”[27]意即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在下降，导致中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倚重程度亦随之下降，所以中国可以比较坚决地反击里根政府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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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有关《里根政府加强与台湾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目前无法读到报告的具体内容，它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想法。他批示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28]有间接的证据证明，邓小平当天即召见了外交部负责人，专门讨论应对里根政府采取何种反击措施。分析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表达的逻辑，大致有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必须坚决反击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否则中国的地位和形象都会受到损害。第二，要准备不惜使中美关系倒退到1972年以前，但具体步骤要妥当，要有准备。第三，要经过曲折以后保持正常和稳定的中美关系。[29]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讨论情况和结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看，与邓小平11日的谈话不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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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方交涉，里根政府取消了台湾官方代表出席里根就职仪式的安排。2月27日，由于荷兰政府不顾中方警告，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方宣布召回驻荷兰大使，并要求荷兰召回驻华大使。5月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通过打击荷兰向里根政府示警。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同里根政府展开正式的外交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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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心通过强硬反击的方式来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他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至于他的根据大致应该有两种：一是认为苏联本身的威胁并不是那么严重；二是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应对威胁的能力已经有所改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都需要档案进一步解密才能解释清楚。不过这种逻辑会影响到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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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有必要认真议一议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和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30]不少外交官的回忆认为，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的问题。这大概可以说明邓小平提出考虑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的本意，就是要调整美中苏三角关系。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分析，中国领导人的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对外政策，不过其中涉及对苏政策的内容反映出他们的看法还是比较复杂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有必要缓和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走得太快，否则有可能得不偿失。2月1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邓小平发言指出，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中苏可以谈贸易，谈边界问题，但没有大的新情况出现（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的国家关系谈判就不能恢复。他认为这是大原则，不这样就会损害中国外交的大格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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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与苏联长时间处于尖锐对抗，美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即美国与苏联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好于中苏关系。只要中国提出改善战略地位，就有必要考虑改善中苏关系。但是，从美中苏战略三角思考有关问题在中国对外政策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中苏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牵制，而不是相反。邓小平在初步了解美方的情况后，于6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即一定要使用“边缘政策”，不怕倒退，准备倒退，这样美国才会谨慎，中国才能争取到好的结果，即保持乃至发展中美关系。[32]总之，中国选择用“边缘政策”与里根政府对抗，目的包括了最终导致一个稳定甚至向前发展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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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夏季到1982年夏季，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三二四”讲话。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其动机可能包括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不过他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此后即在当年夏季，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33]如上所述，这一思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虽然有心利用中苏关系缓和来加强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但他们并不打算让苏联利用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在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此外，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历史，就应该看到这一思路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知方面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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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极为担心他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有可能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34]他在1979年1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历史表明，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不可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考虑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也是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他们以往在冷战影响下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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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中美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等问题举行谈判。在夏季中美谈判进入收官阶段期间，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改善中苏关系问题。根据参加会议的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中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方案获得与会者的同意。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35]这次会议可以确定是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开始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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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8月17日，中美代表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36]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要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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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在处理中苏关系方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中美关系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随身携带外交部起草的说帖。综合黄华和钱其琛的回忆，可知说帖是经过邓小平亲自核准，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37]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如果回忆中的文字属实，可以看出中方对三大障碍的关切是有轻重缓急的，而且对每一个问题都留下了讨论的余地。例如，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代替苏联从边境地区撤军，这样的表述更接近建立边界信任措施，其中表达的缓和与善意是显而易见的。阿富汗问题的表述也有同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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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亮到达莫斯科后，即要求在中国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陪同下会见了于洪亮，后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说帖的内容当面背诵一遍。伊利切夫等表示，要待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洪亮此后前往波兰，在回程经过莫斯科时，再次会见伊利切夫，后者表示已经向上峰汇报此前的谈话内容，苏方会做出正式答复。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尚不清楚，但结果是积极的。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的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10月5日，谈判在北京举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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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间接公布的邓小平于9月18日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的资料中，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决策的内容，其中大致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此次中苏接触的目的是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二，中方提出解除三大障碍是因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苏联可以先做一件来表示诚意；第三，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双方已经决定展开副外长级谈判，但谈到实质性问题不会容易解决；第四，中方处于有利地位，苏联比中国更急于谈出成果，因为它“日子不好过”。[38]这段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定了此次中苏谈判的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这时对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战略利益。这一认识导致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例如在中苏谈判开始前，中国对外友协曾经请示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好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即被邓小平否决。原因很可能是他不想在谈判前给对方造成中方急于改善关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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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明这一点对理解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是必要的。这些外交实践证明，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冷战的美苏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缓和的关系，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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