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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和对苏外交对中共十二大确立新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对苏联政策方面，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说：“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其次是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十二大政治报告，从此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39]这项政策显然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三十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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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从决定缓和中苏关系起，显然已经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有可能在两极格局中争取到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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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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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到1988年6月止共进行了12轮谈判，可以说是典型的马拉松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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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第一轮于10月5日在北京举行，持续到21日，期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第一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这一方面对双方了解对方的意愿和态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双方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调控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甚至有时利用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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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特使是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方特使是当时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后者有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等中国资深外交官谈判十多年的经验，对中苏关系涉及的具体问题及其复杂程度有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作为职业外交官，在沾染了官僚作风后似乎缺少了对重要的新信息的足够敏感，要么就是过于谨小慎微，因此在重要的外交行动中绝不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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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谈判前按照邓小平不要转弯太急和不急于求成的指示，确定了磋商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是“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值得重视的是，中方在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即邓小平所谓“先从一件事做起”，就是指的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40]中方为第一轮政治磋商拟订的谈判方针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界碑，它标志着中方实现正常化的政策最终形成。这项政策完整地说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第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战略利益就是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这可以分步骤实现，可以优先解决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问题，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在正常化问题上不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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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尤其需要搞清楚的是，前述邓小平在4月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和在9月同金日成的谈话是否在政治磋商开始前已经被转达给苏联领导人。由于罗马尼亚和朝鲜都是苏联阵营的国家，同苏联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很难想象邓小平的那些讲话不被齐奥塞斯库和金日成转达给苏方，尤其是齐奥塞斯库一直在为中国领导人向两个超级大国传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他很信任，谈话很少无的放矢。当然这都需要档案来证明，如果档案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了解邓小平的谈话内容，那么可以大致断定他们对谈判也抱定了不急于求成的态度。从伊利切夫在磋商中的立场和态度看，苏方的指导思想基本没有超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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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分析，可以看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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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并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它很可能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很可能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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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钱其琛的回忆，10月5日第一轮磋商开始后，钱其琛即将中方的发言集中在消除三大障碍上，强调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以便消除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他在谈判中明确说明了中方要求的优先次序，指出一下完全消除中苏之间的所有障碍是有困难的，中方认为可以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对维护地区和平至关重要；其次是因为它比较切实可行，苏联只是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已。由于目前无法获知中方内部讨论的内容，所以对中方为什么在第一轮磋商中提出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苏联应采取的第一步，目前只能依据上述钱其琛的回忆来分析了，但这样的分析很可能是不充分的，还有待档案进一步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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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切夫的发言则是坚持苏方一再阐述过的原则，即第一，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有“先决条件”；第二，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当损害“第三国利益”；第三，重申苏联“从不威胁中国”。他反复重申苏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继续以往的做法，建议共同制定中苏国家关系的基础文件，也可以先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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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磋商过程中两位特使针锋相对，气氛有时非常紧张。不过双方显然都保持着继续磋商的意愿，所以在正式谈判之外的气氛相对轻松，中方特意安排了游览活动，以便进行私下沟通。钱其琛利用招待伊利切夫游览休闲的机会，向后者说明中方确有意愿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告诉伊利切夫，于洪亮于8月转达的口信中有重要的新内容，这表明了中方希望认真地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事情。例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中方的措词包含着双方承担义务后撤军的含义；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方的措词是只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涉及苏越关系的其他方面；等等。伊利切夫除了重申苏联的立场，未作其他回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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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政治磋商共谈判了六次，最后一次于21日结束。此轮磋商结束后，10月24日，中方基于对谈判以及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重视的考虑，由外交部长黄华出面会见了伊利切夫。后者借此机会继续阐述苏方的一套老生常谈，黄华则照例一一予以驳斥，并再次要求苏联为消除那些障碍做一两件实事。[42]尽管谈判中双方在阐述各自立场和反驳对方时都是唇枪舌剑，而且双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中方对谈判的评价显然是正面的，认为能够在坦率的气氛中深入地交换意见，增进对彼此立场的了解，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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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结果依然是照例的争论和无实质性进展。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轮政治磋商为止，双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任何一方都没有因为政治磋商旷日持久且毫无进展便提出中断谈判，在维持政治磋商这个对话平台的过程中，双方都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政治毅力。由于中苏在全球战略、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三个层次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立场，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能够长期持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国领导人的确都有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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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政治磋商持续数年无结果，双方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导致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国家关系谈判，这在中苏双方都是有深层原因的。苏方从政治磋商一开始就不准备讨论涉及安全战略层次的那些问题，中方提出要消除的三大障碍，几乎每一个都涉及苏联对外政策或者说是东亚政策的全局，只要其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这实际上还需要国内政策的重大改变），苏联的确是连一步都迈不出来。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在政治磋商开始后，还在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到1984年，苏联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空前地加强了。苏军在这个地区部署了140枚SS-20导弹和100多架可运载核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苏军有4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苏军太平洋舰队还增加了导弹潜艇和核动力潜艇。苏方一再解释他们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但是如此增强的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也是无助于消除中国的被威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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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无自身调整全球战略的支持，也无国内政策改变的动因，甚至还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严重牵制，这主要是指苏联最高领导人因健康原因频繁更迭。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此时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不久。从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留下了一堆疑问。根据钱其琛了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他怎么可能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算前述9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转达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和思考，都值得怀疑。由此推断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后苏联对华政策陷入停滞，其可能性是很高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方面不断采取主动行动，力图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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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如上所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同决定“与美国拉开距离”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思维框架有直接的关系。问题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在经历了一段动荡后，中美关系从1983年秋季开始稳定并得到改善。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以后中美关系不仅逐步稳定下来，而且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甚至出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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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提出的“与美国拉开距离”是有其内在的限度的。它主要是指在安全战略上使中国尽可能地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大大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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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全面发展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是需要专门探讨的。例如中国总理赵紫阳在1984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直接告诉里根总统，中国在同苏联对话，但是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他在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国在美苏之间不会采取等距离的政策。[43]2月22日，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后者询问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否有变化时，邓小平说有变化主要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引起的，中苏作为邻国会“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除非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出一步。[44]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向前发展，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同苏联谈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牵制了中苏关系的改善速度，甚至降低了中国领导人大幅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继续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保持甚至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何况苏联的对外政策仍然被中国定义为是霸权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重大的外交任务，他们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总之，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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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也是1984年以来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开始推行的新对外政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他们认识的逐步转变是后来中国对苏政策大幅调整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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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参考资料》1982年3月12日（上），第9～10页；13日（上），第5页；15日（上），第5页；16日（下），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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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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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勃列日涅夫：《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81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选集》，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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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资料》1979年4月12日（下），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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