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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政治磋商持续数年无结果，双方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导致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国家关系谈判，这在中苏双方都是有深层原因的。苏方从政治磋商一开始就不准备讨论涉及安全战略层次的那些问题，中方提出要消除的三大障碍，几乎每一个都涉及苏联对外政策或者说是东亚政策的全局，只要其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这实际上还需要国内政策的重大改变），苏联的确是连一步都迈不出来。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在政治磋商开始后，还在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到1984年，苏联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空前地加强了。苏军在这个地区部署了140枚SS-20导弹和100多架可运载核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苏军有4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苏军太平洋舰队还增加了导弹潜艇和核动力潜艇。苏方一再解释他们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但是如此增强的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也是无助于消除中国的被威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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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无自身调整全球战略的支持，也无国内政策改变的动因，甚至还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严重牵制，这主要是指苏联最高领导人因健康原因频繁更迭。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此时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不久。从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留下了一堆疑问。根据钱其琛了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他怎么可能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算前述9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转达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和思考，都值得怀疑。由此推断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后苏联对华政策陷入停滞，其可能性是很高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方面不断采取主动行动，力图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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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如上所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同决定“与美国拉开距离”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思维框架有直接的关系。问题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在经历了一段动荡后，中美关系从1983年秋季开始稳定并得到改善。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以后中美关系不仅逐步稳定下来，而且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甚至出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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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提出的“与美国拉开距离”是有其内在的限度的。它主要是指在安全战略上使中国尽可能地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大大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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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全面发展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是需要专门探讨的。例如中国总理赵紫阳在1984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直接告诉里根总统，中国在同苏联对话，但是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他在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国在美苏之间不会采取等距离的政策。[43]2月22日，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后者询问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否有变化时，邓小平说有变化主要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引起的，中苏作为邻国会“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除非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出一步。[44]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向前发展，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同苏联谈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牵制了中苏关系的改善速度，甚至降低了中国领导人大幅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继续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保持甚至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何况苏联的对外政策仍然被中国定义为是霸权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重大的外交任务，他们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总之，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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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也是1984年以来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开始推行的新对外政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他们认识的逐步转变是后来中国对苏政策大幅调整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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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参考资料》1982年3月12日（上），第9～10页；13日（上），第5页；15日（上），第5页；16日（下），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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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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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勃列日涅夫：《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81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选集》，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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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资料》1979年4月12日（下），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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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9日（下），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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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6日（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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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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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第2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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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阅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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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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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十七大的讲话全文》，1982年3月18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18日（上），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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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方面的新近研究可参阅拉钦科《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更替与对华政策（1985～1986）》，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525～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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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06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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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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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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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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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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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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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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