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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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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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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48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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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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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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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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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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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9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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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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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于1982年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提出。赵紫阳在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并在后一个报告中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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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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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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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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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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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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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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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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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并没有因为政治磋商陷入僵局便裹足不前。在这个过程中，两国的政局变化对它们各自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部分地是因为中国的决策层团结和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改革方向明确且政局稳定。苏联方面则正相反，苏联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导致国内政局复杂化，各项政策停滞不前。所以这个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这个时期中苏间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和较高层级的人员往来都不断扩大，各领域关系的持续改善和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造成了日益稳固的基础，也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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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葬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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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政治磋商陷入僵局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因此便停滞不前。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中国决策层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政局稳定。实际情况是，在苏联国内政局因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变得复杂化的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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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府宣布勃列日涅夫逝世。中方很快做出重要决定，利用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机会，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利用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逝世的机会试图打开国家关系的政治僵局，在中苏之间是有先例的。如前所述，在1976年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逝世时，苏联曾经通过吊唁活动尝试改善中苏关系，当时未获任何积极成果。此次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共中央首先发出唁电，并送了花圈。外交部建议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和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苏联使馆吊唁，向苏方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希望中苏两国逐步实现正常化的愿望。[1]同毛泽东去世时苏方的吊唁活动相比，中方的规格基本相同，在表态上更积极一些。外交部的建议获中国决策层批准并付诸实施。苏方对中方的行动表示欢迎，苏联媒体也做了积极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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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第一轮行动是带有试探性的。很可能是双方之间出现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苏联宣布11月12～15日为哀悼日，15日为勃列日涅夫举行国葬。中国领导人决定派遣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代表团，专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副司长王荩卿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根据黄华的回忆，外交部在代表团行前上呈此次参加莫斯科国葬的工作方针。它们包括：第一，以改善中苏关系为主调，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三大障碍，不搞正式会谈；第二，对勃列日涅夫只评价其正面作用，肯定他生前多次表达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态度；第三，强调中国真诚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和方式逐步正常化；第四，吊唁时强调中苏传统友谊；第五，祝贺苏联新领导人就职，并转达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问候；第六，不涉及两党关系，不参加苏联阵营国家的多边活动。[2]外交部的建议获中共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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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中国代表团能及时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中国为代表团准备了11月14日前往莫斯科的专机，这反映了中方对此次外交行动的重视程度。13日晚，黄华在离京之前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在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的同时，请求进一步指示。邓小平在电话中对原定方针做了补充和修改，其内容包括：代表团要进一步阐述中国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主动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并进行坦率的对话；会见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要表达希望新领导人用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为了使苏联公众了解和重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意义，要用外交部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播出中方的立场。[3]当然，代表团的任何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北京确定的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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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无法完全解读邓小平做出上述指示是基于何种考虑，从字面含义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即邓小平的谈话凸显了他对消除三大障碍的重视和对以往方针的坚持。他显然希望黄华此行能更为准确和清楚地表达中方的原则立场，避免礼节性的活动模糊了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战略问题的关注和坚持，他断不能允许任何外交程序和事务性的交往导致正常化进程的失焦。这个事实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上述黄华所说的中共中央批准的外交部的建议，并未经邓小平本人直接定夺；第二种可能是经过第一轮吊唁活动的试探，邓小平决定利用参加葬礼的机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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