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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清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邓小平随后不久又做出进一步的决定。根据钱其琛的回忆，邓小平指示新华社要发一个简短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能简单地批评，也不能只说好话。[4]如果钱其琛的回忆准确的话，可以说这一指示同外交部的建议相比，显然是增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以黄华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当天播发。这份谈话稿在反映外交部建议的词时，对中苏关系做了大略的回顾，其中隐含了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以及希望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与外交部建议的另一处不同是，谈话稿明确提出了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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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到达莫斯科机场时即被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告知，中共中央有特急电报，他到使馆后看到了特急电报和新华社播发的谈话稿全文。黄华立即理解了谈话稿的内容与外交部建议的区别之处。至于特急电，则是指示黄华应根据谈话稿的精神表态，此外还对原定方针做了两处修改。一是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见葛罗米柯，争取举行一次外长级政治会谈，意即利用这一机会，直接将中苏政治谈判的层级从副外长级升至外长级。二是在会见安德罗波夫时，要明确表达出中方对苏联新领导人是寄予希望的，意即表示中方愿意同苏联新领导人打交道。[6]以这个急电为标志，中方“葬礼外交”的指导方针最终形成，它为黄华在莫斯科的外交行动确定了基调，表明中方希望通过“葬礼外交”，为改善中苏关系取得更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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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的有关回忆和报道可以大致断定，中方的“葬礼外交”得到苏方积极的回应。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是“热情友好”的。苏联媒体对中方的言行作了比较多的报道，这有利于使苏联公众了解中方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和行动，从而改善中国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安德罗波夫接见参加葬礼的各国来宾时，对黄华的礼遇也是突出的，使黄华有时间利用这次礼节性的会面，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不知因何缘故，虽然有中共中央的指示，黄华后来未能单独见到安德罗波夫，因此这次礼节性会面显得特别有意义，苏方曾经找黄华认真逐句地核对了中方的谈话内容。苏方的这些行动很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苏共新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方“葬礼外交”的试探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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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在莫斯科期间取得的最重要进展，是在11月16日下午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政治性会谈。根据黄华回忆，他一度对会谈可能打破僵局产生过希望，尽管代表团事先预计会谈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可见葛罗米柯表现出的积极态度。黄华在会谈中重申了苏联需要消除三大障碍，他并没有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而是期待葛罗米柯在苏方从中苏边界撤军方面有所表示。但是，葛罗米柯一方面明确排除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并没有表示苏联有从中苏边界撤军的意愿，虽然他说苏联可以做所有取决于苏联的事情来推动正常化。他强调中苏可以从那些没有争议的问题做起，如发展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黄华认为这些双边往来可以逐步安排，但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来说意义不会很大。[7]会谈最终未能取得中方界定的那种实质性进展，但为推动中苏关系改善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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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比照黄华和钱其琛等人的回忆，他们陈述的事实在反映中方政策变化方面是有一些差别的。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于洪亮于1982年8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口信中，已经对苏方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这一点有所表达，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从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8]钱其琛在第一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就向苏方明确且足够详细地提出，苏方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他在私下向苏方详细解释说，从这个问题入手至关重要，因为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破坏了那里的和平与安宁，也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另外苏联劝越南撤军不涉及苏联撤军问题，故对苏方比较现实可行。他说这是实现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没有说苏方如此做了，中方便会做出何种回应。按照钱其琛回忆中的用词，这一建议应该是中方谈判代表团拟订的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得到了决策层首肯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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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华有关于洪亮转达口信的回忆中，并没有上述有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的内容。而且黄华在回忆“葬礼外交”时说，他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对苏方如何消除三大障碍并没有指出具体的设想，他本人则期待苏联在撤退中苏边境驻军方面有所表示。[10]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团成员马叙生的回忆为黄华的说法提供了佐证，他说葛罗米柯与黄华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华表示三大障碍中“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马叙生认为这是中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姿态”。[11]马叙生长期参加中苏谈判，他的判断有参考价值。这里的问题是，他认为中方首次表现出松动姿态指的是“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这句，还是“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句。毕竟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中方在要求苏方可以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先做一件事时，并没有说明中方因此会做出何种回应。从中方当事人这些回忆中至少可以看出，中方在1982年10月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提出苏联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个建议，很可能并不是在战略层次进行全面衡量后做出的决定，澄清这点对理解中国政策的调整是有意义的。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些回忆出现如此大的差别，需要档案进一步开放才有可能解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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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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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评价中方“葬礼外交”的影响，中苏双方领导人在这次外交行动中展现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最高决策者直接参与了“葬礼外交”决策的全过程，甚至在一些重要行动中亲历亲为。苏联新领导人同样高度关注改善中苏关系的这次机会。葛罗米柯在与黄华会谈前面见了安德罗波夫并直接获得了后者的指示。他本人告诉黄华，他是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苏联主张改善中苏关系。双方虽然没有在消弭战略层次的分歧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但都清楚地了解了对方决策层的确有诚意来改善两国关系。这种互信的形成对改善中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在这次外交活动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政策开始逐步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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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领导人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逐步消除中方的战略疑虑，尽管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苏方虽然没有采取行动消除三大障碍，但也没有采取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甚至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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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季，美苏就在欧洲地区削减中程导弹部署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国际舆论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中国会担心如果美苏达成协议，苏联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下来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2]同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说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13]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有积极作用的。实际上中方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和苏联过去坚持要把欧洲削减的导弹移到东亚的态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14]当然，从这一评价的用语本身也可以看出，中方的肯定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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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包括了两部分内容。除了关于美苏削减在欧洲地区部署的中程导弹谈判问题外，他还专门谈到中苏关系，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而且双方在“进一步扩大贸易、安排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在文化、体育联系以及其他联系方面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关于三大障碍问题，安德罗波夫说：“在对待某些国际问题上，对同某些国家的关系的态度上，我们同中国之间还有不小的分歧。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苏中关系的安排不应当给第三国带来损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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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8月28日摘要转载了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表明中方对安德罗波夫谈话的重视。但是其中没有转载安德罗波夫谈话涉及三大障碍的部分，只是将其概括为：“安德罗波夫在谈话中对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只字未提，却仍然坚持所谓的在确定中苏关系时应‘不损害第三国’的立场”。[16]邓小平在27日会见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说安德罗波夫说中苏谈判不涉及“第三国”这一句，就是“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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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领导人很快释放出了不同的信息。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欢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是“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这是值得欢迎的”。他同时指出“正常化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18]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公开地回应安德罗波夫的谈话，塔斯社和苏联各大报均报道了李先念的这一讲话内容。中方的这一正式表态很可能是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即将访华释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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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丕才于9月8～16日访华，公开的理由是为即将开始的中苏第三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做准备，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首次邀请苏联副外长正式访华，尽管贾丕才本人已经以其他各种身份多次访华。从贾丕才在北京的活动和离华时发表的言论看，他访华的目的是代表安德罗波夫政府探讨推动中苏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限于第三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目前还不能获知贾丕才访华双方会谈的详情，但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例如，中国外交部说，贾丕才访华将谈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参考资料》在这期间刊登了长篇综合报道，称苏联对新疆地区广播中的反华内容大大减少，并有不少对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19]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中方未在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一事上采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的立场。贾丕才在离华时发表谈话说，会谈是务实的，“中苏两国的关系还存在着障碍，这是不能回避的”。[20]显然，这次访问至少是增加了双方对对方改善中苏关系意愿的信心。例如，邓小平在9月24日同金日成谈话时，对他一个月前对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的评价做了重大修正。他说安德罗波夫对三大障碍涉及“第三国”的表述已经有变化，即从“不要涉及第三国”改为“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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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些微妙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苏联新领导人面对日益被动的战略处境，有意尝试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确实难以为继了。美国则正相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经济全面回升，军备不断加强，处境获得很大的改善。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美国公众作题为《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电视演讲，提出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从而向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攻势。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经里根批准，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全面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对苏联政策，其核心就是要用各种方式重新确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22]里根政府随后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宣布如果苏联不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将于当年底开始在西欧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安德罗波夫政府曾经提出所谓的“同等裁减建议”，即苏联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型中程导弹减少到162枚，结果被里根政府拒绝。11月14日，美国开始在英国部署第一批陆基巡航导弹。23日，苏联宣布退出谈判。美国随即开始在西欧大规模增加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对苏联来说尤为严重的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表达了几乎是一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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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的行动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欧洲，几乎摧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欧洲缓和政策所取得的那些进展。加之苏联推行过度的扩张政策，造成它在国际社会中处境孤立。面对这种局面，安德罗波夫政府试图在一些领域做出妥协来改善苏联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其中包括改善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对中方做出上述和解的表示，是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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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两国政治交往的层级不断升高，这种变化反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程度。在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中苏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之后，中苏开始酝酿更高层级别的交往，具体考虑是中方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此次访问尚未成行，苏联国内政局因为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而出现新的变化。中方此次较早获悉安德罗波夫病重的消息，并很快在安德罗波夫逝世期间采取重要的外交行动，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一决定已经再次升高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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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参加葬礼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副总理级的会谈。这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苏方曾经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契尔年科会晤。在代表团起程前，邓小平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意见。同黄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相比，这次的决定显得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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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代表团成员回忆，在苏方提出上述建议后，万里回复说中方的态度是“客随主便”。苏方对这句“客随主便”的理解是，中方无意同契尔年科会面，因而未做进一步安排。[23]如果回忆的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之所以未能如此，原因则在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中的判断和尺度掌握，这种相对慎重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情况不甚了解，后者曾经参与处理过欧洲事务，从未访问过亚洲国家，中国领导人同他没有什么交往，并认为他比较平庸且身体欠佳，“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24]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苏正常化进程的看法。中国总理一个月前刚刚访问美国，中美正在就里根总统4月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这种情况下适当控制中苏关系升温的速度，是有理由的选择。当然这些都需要依据更多公开的历史文献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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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陈云在中南海会见阿尔希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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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1～2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从现有的资料看，阿尔希波夫访华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策划的，而且可能是苏方主动提出的。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希望阿尔希波夫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而不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客人访华。[25]中方邀请阿尔希波夫的决策过程尚无法完全了解，最终发出正式邀请是万里在莫斯科期间。当时阿尔希波夫多次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方表达他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万里则是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正式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的。[26]实际上，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安排为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阿尔希波夫访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毕竟是中国副总理首先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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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同中国很多资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对改善中苏之间的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双方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但是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12月28日，中苏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同意进一步谈判签署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阿尔希波夫访华本身就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三个协定的签订则为恢复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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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晤。有间接的资料说明，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就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建议。[27]当时是吴学谦首先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问葛罗米柯，然后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双方会晤大致是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毕竟开始了两国外长在第三地正式会晤的进程。从这次会见后，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晤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机制。后来的发展证明，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个机制对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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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开始，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政治交往的级别越来越高。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86年，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相继访华，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全面改善的局面。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和这些东欧国家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不过，由于这些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这些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控制，也是这些东欧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和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很有可能的是，苏联甚至希望利用这些东欧国家改善对华关系来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