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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75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不能说是简单的谈判策略，更不大可能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有可能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所谓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转向集中力量解决印度支那地区的问题。这是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重点已经从消除苏联的威胁转向通过改善中苏关系，维护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彻底打消越南在该地区扩张的意图，并为根除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度支那地区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主要追求已经窄化到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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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77 客观地看，中国之所以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是因为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中国这种直接挂钩的做法反映了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结果是在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度，而柬埔寨问题的确不是苏联能够完全控制的。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即可以为中苏领导人峰会扫清道路，仍然保留着可以操作的空间，也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例如，如何评估中苏政治关系取得大幅进展的紧迫程度；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的让步的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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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79 第二节 莫斯科改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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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81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齐奥塞斯库于1985年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21]但从这个时期的中苏交往看，这一情况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中方认为是不清楚的。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22]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23]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双方可以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解决三大障碍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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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83 1985年12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李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其会见。李鹏事前并无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计划，故临时请示北京并获批准。根据李鹏的日记，戈尔巴乔夫首先表示他收到了邓小平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后他阐述了苏联的对华政策，李鹏概括为两点：一是苏联继续争取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二是苏联希望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一条战线上”，意即结成统一战线。李鹏在答复中陈述了中方的立场，包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能与苏联搞统一战线，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友好相处，以及当前中苏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24]显然，双方这次仍然未能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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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85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同他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关。他与李鹏的会谈内容大致反映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局势的特点。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用了很长时间谈苏当时的形势和改革”，尤其是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25]根据其谈话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不排除他也很向往亲自实现两国峰会），不过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思考和处理国内问题，从逻辑上看也就是苏联国内还不具备改变对华政策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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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87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谈到改善中苏关系时，除了继续表达将追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外，并没有在中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上做出改变。苏共二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该次大会的情况。在涉及中苏关系方面，与会的李鹏认为苏联“只走了一小步”，还没有下决心按照中国的条件解决印度支那问题。[26]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这时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所谓实质性进展。不过苏共二十七大为苏联调整对华政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即戈尔巴乔夫巩固了其权力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这一关键性的变化对后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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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89 苏共二十七大后不久，印度支那局势一度迅速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越南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1986年3月4日，波兰《晚快报》刊载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阮颐年对记者的谈话。他说：“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得更早一些”。[27]这是自从越军入侵柬埔寨以来，越南方面第一次非正式地公开表示，要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并且不以彻底清除红色高棉作为从柬埔寨撤军的绝对条件。3月10日，越南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指责中国无视越南已经提出“将于1990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有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的话还可以早些撤军”这一事实。[28]越南方面以这种方式正式宣布了一个明确的撤军时间表。柬埔寨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也很快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29]越南政策的变化同苏共二十七大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关联，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这有助于全面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对华政策，甚至他的全部对外政策。目前的难处在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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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91 越南政策的变化引起各方的重视和积极评价。民柬联合政府的三方代表不久即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出，越南可以同民柬联合政府直接谈判撤军问题，越军可以分两阶段撤军，在越军第一阶段撤军完成后即可同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谈判，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意即在有关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排除将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包括在联合政府中。[30]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在北京做出这样重大突破性的决定，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3月18日，胡耀邦在民柬联合政府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就会见了民柬三方领导人。他在会见中表示，民柬的建议“不仅代表了整个柬埔寨民族的利益，而且是一个为消除东南亚的战争热点、求得东南亚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它也充分照顾到了越南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建议”。[31]胡耀邦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并发表上述谈话，无疑是代表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八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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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93 值得注意的是，12月29日的《参考资料》刊登了记者马胜荣的年终专稿，分析了民柬八点建议出台的背景，指出红色高棉一方面是考虑军事上不能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是担心西哈努克和宋双两派同东盟联合，使红色高棉被排除在政治解决进程之外，所以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才有了八点建议出台。[32]这篇专稿多少透露了中国对柬埔寨局势的看法。对于中国的作用还要依靠历史档案进一步开放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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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95 胡耀邦在此次会谈中的谈话也涉及中越关系，他说中国对越南没有“坏心眼”，“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33]这部分谈话可以解读为中国政府愿意按照八点建议的原则，参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包括同越南方面接触，以及在未来改善同越南的关系。4月22日，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同老挝建交25周年的机会，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同老挝政府的关系。此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到1988年6月，中老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可以说从1986年春开始，印度支那局势开始向缓和的方向逐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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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97 上述变化构成了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和重要的背景。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其涉及对外政策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戈尔巴乔夫宣布：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在各个领域发展同中国的合作，理解与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愿意谈判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关于撤退中苏边境苏联军事力量问题，“苏联认为彻底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并使之达到合理的限度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关于柬埔寨问题，苏联承认高棉人民遭受极大的牺牲，但同东南亚问题一样，“这里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关于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愿意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使驻在这个国家的苏联军队回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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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99 以上内容被戈尔巴乔夫分别置于苏联亚太政策的各个部分，它们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本篇开始阐述的历史结构的全部原因，即在于中苏两国人民命中注定了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他们除了找到和平相处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同的利益考虑不论在哪个层次上，其实都是阶段性的，从历史的长河看甚至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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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01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发表后不久，苏联开始履行从蒙古和阿富汗逐步撤军的承诺，唯独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苏联的政策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明显透露出不愿意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苏联不仅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不过苏联并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应由中越之间加以解决。这是苏联在权衡各种利弊后的选择。一方面苏联还不想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也很难做到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因为苏联未必能完全支配越南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因为了解中方对柬埔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希望因无所表示而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八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35]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循着相同的逻辑，将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推给印支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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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03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同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军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恰逢此时，越共总书记黎笋逝世，这当然会加强中方的立场。8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36]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37]几乎与此同时，民柬联合政府再次在北京举行内阁会议，三方领导人并正式访问中国。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称；民柬方面将坚持八点建议，直到越南接受以民柬的建议为基础进行政治谈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民柬的立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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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05 可以说到1986年夏季，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双方在除了柬埔寨问题之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在取得共识。特别是苏联方面，在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上，已经开始着手清除其中的两个。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固然并不都是因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需要，它毕竟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都有比中国更为复杂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考虑。但是，苏联的言行无疑有利于增加双方的战略互信，有利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所谓“苏联威胁”的疑虑。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增强势必推动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甚至有可能更愿意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中苏双方建立起战略互信是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实质性内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能够迅速改善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基础。以越南侵略柬埔寨为例，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判断是，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是苏联包围和威胁中国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能够确定苏联并无此意图，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将是一个单纯的地区问题，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中国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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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07 第三节 清除最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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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09 1987年间中苏关系的最主要进展是双方于2月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谈话发表后，中方即决定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在会见费多托夫时提议，双方恢复中断了九年的边界谈判。中苏两国外长9月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达成协议，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边界谈判。谈判如期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苏方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苏联方面也表示对边界谈判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当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贾丕才在苏联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谈话，说中苏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若能解决边界问题将是“非常重要的”。[39]谈判开始后，气氛友善务实，双方都没有纠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通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从东段开始解决问题；根据条约和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边界走向；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此后边界谈判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就西段边界划界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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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11 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在5月间显示出变化的迹象。首先是5月13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作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41]在此前一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刚刚访问北京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后者曾被中国领导人要求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5月23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提问时，集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新思维。在这个大题目下，他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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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13 苏联领导人的这些表态同中方存在明显的互动，戈尔巴乔夫的此番谈话有可能是对中方的回应。5月上旬，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7日会见他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内政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43]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明确表态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这是对苏联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在会见日夫科夫时说，两党过去的恩怨“一风吹，一切向前看”。[44]5月11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1）柬埔寨的内政和某个人犯的错误都不能成为侵柬的理由，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结束那里的战争；（2）越军撤出后，柬埔寨问题由柬四方协商解决；（3）中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不希望红色高棉掌权；（4）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45]至此，中方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做出的妥协已经相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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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15 除了与中方互动外，苏联政策的变化也有更深刻的背景，它很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带动的结果。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地位日益巩固，他同时提出了以“新思维”命名的系统和明确的改革思想，其中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考。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同时也开始对外交部进行人事调整，这个调整在1986年基本完成。作为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反映，1987年美苏关系即出现缓和与持续的改善，包括美苏领导人互访在内的接连不断的峰会、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中导条约、美苏等国达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苏在讨论地区冲突时也在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另一方面，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引起并加剧苏越关系中已有的矛盾，苏联媒体开始公开表达对越南的不满。8月上旬，《真理报》、《消息报》都刊登了批评越南没有有效利用苏联援助和苏越贸易中不佳状况的评论。[46]苏联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具有改变对柬埔寨问题政策的足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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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17 不过，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已经表明了苏联亚太政策的优先次序，即解决苏军撤出阿富汗要先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理由很简单，阿富汗问题对苏联的影响大大高于柬埔寨问题，也是苏联可以单独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不断表明态度，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则要迟缓得多。越南方面当时继续坚持将越南撤军同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越南撤军后的柬埔寨政府挂钩。苏联在此问题上显然还无法或者还不愿意劝说越南做出让步。[47]1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中方不应预设“先决条件”。[48]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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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19 直到1988年4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美国这时也表现出同中国积极配合的姿态，向苏联施加压力。5月24日，里根在前往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提出“迅速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而苏联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同苏联讨论此问题，这次还会继续讨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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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21 5月23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50]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6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5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1990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51]5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越南部分撤军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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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223 根据钱其琛回忆，苏联方面当时公开表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很可能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6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53]6月13～20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经过十二轮谈判，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已经解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大部分问题，这一机制的确已无存在必要，双方同意由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以利于清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这一决定极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中苏之间只剩下这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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