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5224
1702875225
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中方很可能也感受到有关各方不仅坚持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坚决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政权。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局势发表四点声明：“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随着越南撤军，中方“赞成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建立柬埔寨四方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柬各派的军队应当冻结，不参与政治，不干预大选，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自由选举”；“对越南撤军、维持柬埔寨和平和进行自由选举都要有切实有效的国际监督”，中国“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作出国际保证”。[54]7月2日，李鹏在担任总理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中苏关系与柬埔寨问题，他重申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贯原则和一天前外交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立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苏外长能否会晤，取决于副外长级商谈的结果。[55]至此中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南撤军后控制柬埔寨政府，也不会支持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参加柬埔寨联合政府。
1702875226
1702875227
8月27～3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56]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57]从罗高寿的谈话中可以大致推断，在越南撤军问题上，中苏的分歧包括越南全部撤军的时间表，即中方希望越南撤军早于1990年。根据李鹏日记记载，7月间越南方面已经向中方表示，越南撤军时间可早于1989年底开始。[58]苏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意愿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罗高寿第二天向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他有可能向越方转达了中方在越南撤军时间上的立场以及苏联的态度。[59]当然，越南方面当时还没有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
1702875228
1702875229
中苏副外长级商谈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60]这一进展是有意义的，因为越南方面一直坚持将撤军同阻止红色高棉参加联合政府挂钩，并且苏联坚持越军撤出后只建立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临时机构而非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金边政权还能作为政府存在，同时保持排除红色高棉进入未来政府的机会。罗高寿的谈话表明，尽管中苏双方不大可能会就上述问题立刻达成一致，但将越南撤军与柬埔寨未来的内部问题分开解决，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寻找突破点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当时在此问题上已经或可能会轻易做出让步。例如在9月24日，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访苏发表的联合公报称，越南撤军同消除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政权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61]
1702875230
1702875231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这“是对改善亚洲局势发挥重要的作用”。[62]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此前苏联曾经一再表示希望中越关系正常化，此次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中越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是苏联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柬埔寨问题上的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可能是中方对戈尔巴乔夫谈话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原因之一。[63]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发表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28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而且是钱其琛首先访问莫斯科。
1702875232
1702875233
根据李鹏日记记载，在10月9日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中方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争取达成的目标，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1月8日，中方在高层会议上已经确定中苏首脑会晤的具体形式了。[64]12月1～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根据他的回忆，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65]这些变化表明，中方对中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到中苏外长会谈前已经大体定局了。至于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判断形势，以致他们表现出愿意加快中苏首脑会晤的进程，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这有待历史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才能分析清楚。
1702875234
1702875235
1702875236
1702875237
1702875238
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会谈
1702875239
1702875240
这次中苏外长会谈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关于中苏首脑会谈的安排。根据钱其琛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同钱其琛的会见中，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其琛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的邀请。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上半年。在外长会谈中，双方还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按照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的方针，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66]这表明苏联不希望继续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拖延中苏首脑会晤，不过它的确还需要顾及与越南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苏联也很难为越南做出最终的决定。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67]
1702875241
1702875242
根据中方当事人回忆，中苏外长会谈结束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15日访问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越南外长阮基石给钱其琛的一封信，信中提出1989年3月前在北京举行两国外长会晤。中方经研究于23日答复越方，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越之间直接展开秘密谈判从此提上日程。[68]以上的分析表明，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方的积极回应当然也同中苏外长会谈取得的进展和中苏建立的互信程度有关。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其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则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69]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1702875243
1702875244
1702875245
1702875246
1702875247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
1702875248
1702875249
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此次中苏外长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做进一步准备，包括确认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时间、未来双边关系的准则、就边界谈判和边界军事互信措施等交换意见，等等。2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后者向邓小平面交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戈氏的亲笔信表达了苏方对促成峰会的渴望，信中说，中苏关系正处于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关头”，双方可以为解决分歧找到办法，等等。[70]
1702875250
1702875251
此次中苏外长的实质性谈判仍然是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举行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在2月6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访华。从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内容看，中苏双方在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后来的发展表明，即使中苏之间完全达成共识，也未必就能使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变得很顺利，这是由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1702875252
1702875253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
1702875254
1702875255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2页。
1702875256
1702875257
[3]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2日（下），第15页。
1702875258
1702875259
[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10页；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第309页。
1702875260
1702875261
[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9、1041页。
1702875262
1702875263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1702875264
1702875265
[7]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1702875266
1702875267
[8] 《参考资料》1983年9月9日（下），第4～5页。
1702875268
1702875269
[9]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5页。
1702875270
1702875271
[10]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1702875272
1702875273
[11]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