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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鄂督张之洞致总署日人劝郑孝胥赴日学习与联英事无涉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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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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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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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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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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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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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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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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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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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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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四、五次报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册，190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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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鄂督张招考出洋学生示》，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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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六月《官书局报》译自《太阳报》，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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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外交报》第99期，190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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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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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之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廷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也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的持续存在与作用，庚子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个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各地的联合反清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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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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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展明显，藤谷浩悦、菅野正、易惠莉和狭间直树从不同角度予以推进。藤谷浩悦的《戊戌変法と東亞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41—62页）依据《対支回顧録》、《郑观应集》、《東京朝日新聞》、《湘报》等中外文献，从东亚会的角度考察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易惠莉的《郑观应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6—548页）则利用《郑孝胥日记》等新出史料，着重考察了郑观应、郑孝胥等人对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观点和立场的差异，并订正了该会成立的时间。菅野正的《戊戌維新期の上海亜細亜協会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12月）是以该会为主题的专文，利用了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狭间直树教授的《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東亞》第410—416号连载，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系统梳理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各团体渊源脉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缘起、归属等问题进行辨析，所掌握的中日双方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相当周全，认识较前人大为深入。[1]与此同时，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则从汪康年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亚细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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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各位学人接续不断的研究，以现有资料，关于这一为时短暂的组织已经剩义无多。不过，仔细推敲，各人在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上还存在差异，一些推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些都与一项重要判断相关联，即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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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898年6月16日，按照章程，将展开各种事业。“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2]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也未留下什么具体活动的记录。研究者因此认为：“亚细亚协会与维新运动时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样，并未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大约在于它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有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3]就亚细亚协会的组织本身而言，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团体的影响力有时并不完全以组织的存废而生消，如果不拘泥于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从前因后果看联系，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或者说，由上海亚细亚协会体现出来的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的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更加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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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的渊源脉络看，到1898年，由兴亚会改名而来的亚细亚协会，已经处于颓势，会员人数减少，组织规模大幅度缩小，几乎没有什么活动。[4]中国人士选择和这样的团体联盟，甚至名义上还是作为其海外分会，承认日本的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似非得策。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士与兴亚会渊源较深，联系较多，主张较近，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各派对华势力都在寻求与中国民间人士的联盟，暂时可以将在两国联系方面有较长历史的亚细亚协会作为桥梁。而中方人士则将该会视为日本联华的象征，对于其他持相似态度的组织，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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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是明治日本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华团体，其宗旨是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的颓势，进而振兴雄起，因此有意识地积极争取中国朝野官绅的赞成支持，“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5]先后加入该会的中国官绅至少有何如璋、王韬等数十人。改名为亚细亚协会后，不仅主旨未变，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以东亚为中心的趋向，如重视和强调使用汉语等。这或许是导致该会在日本活动不利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于中国绅士而言，却增加了一些亲近感甚至信任感。先后加入或支持者有黎庶昌、王韬、郑观应、李凤苞等人。这样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中日两国民间结盟的最好凭借。此外，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还得益于亚细亚协会的日方会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中方会员郑观应都在上海，前者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则是沪上绅界的核心人物，双方均有意促成联合。结盟的最终成立并确定以亚细亚协会的名义，与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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