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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藤谷浩悦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与福本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1898年3月底到4月中旬，福本诚旅欧途中在上海滞留半月，先后会见了文廷式、志均、王仁东、余思诏、唐廉、江标、费念慈、罗贞意、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洪述祖、董康、杨模等人，认为无论朝野官民，均寄希望于日清同盟论，因此全体同意在日清人士之间筹划东邦协会的乃至亚细亚协会的一大协会。[17]也许藤谷浩悦的叙述给人以强调福本诚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注释中说兴亚会的计划由于福本诚的斡旋而实现，[18]狭间直树教授特意指出，是年3月以前，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联络筹组活动已经展开，而东邦协会与创立上海亚细亚协会渊源的痕迹尚未发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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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亚细亚协会而言，应该说的确与福本诚关系不大。可是从东亚会的角度看，福本诚的活动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联系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筹组上海亚细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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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在东京牛込赤城神社境内清风亭举行的福本诚旅欧送别会上，政教社的陆实、池边吉太郎、三宅雄次郎等人提议结成新团体，以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匡正时局为目的，并选出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干事，被称为“东亚会的滥觞”。4月16日，在合并了江藤新作一派后，东亚会正式成立。[20]藤谷浩悦认为，东亚会的迅速告成，福本诚发自上海关于中国绅士拥护中日提携的报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日中同盟提携论发自日本，但具体到1898年的行动，则中国趋新士绅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更加迫切。1897年底汪康年和曾广铨前往日本，目的就是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此次福本诚到上海，本来只是路过，按原定日程，4月4日就应乘法国邮船离沪。之所以滞留多日，正是有感于中国有志之士接连不断地陆续来访，并多次安排聚会，对于中日同盟抱有极大的热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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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报》刊登《东亚会简明章程》时，特意标明“即兴亚义会”。狭间直树教授推断，“兴亚义会”除了说明东亚会的性格外，还有作为别名的意思。[22]根据《知新报》的报道，“前报日本名流思创兴亚义会，联合中国，今悉其会定名曰东亚”[23]，则该会最初曾想取名为“兴亚义会”。所以和《东亚会简明章程》刊登于同一期《湘报》的唐才常那篇有名的《论兴亚义会》，完全没有提到“东亚会”的名字，通篇都是“兴亚义会”甚至“兴亚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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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捄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又日日宣言于国中曰：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联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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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也就是说，唐才常在撰写《论兴亚义会》一文时，还不知道该会确定的正式名称是东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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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兴亚义会与亚细亚协会相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会的联系与区别，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兴亚会与兴亚义会之间形成联系，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兴亚义会与兴亚会一脉相承，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团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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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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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唐才常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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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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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计划的各项活动虽然已在落实之中，[25]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亚细亚协会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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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6]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贻）、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7]另外据说盛宣怀和蔡钧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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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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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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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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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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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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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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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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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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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岐云云。”[28]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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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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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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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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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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