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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森，广东大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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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时，他和康有为、曾广铨等同被预定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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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揆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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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早就在清季官绅兴办的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或明或暗的各种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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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处于衰退期的日本亚细亚协会出面具名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复兴的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发展顺利，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亚细亚协会在此进程中，仅仅扮演了过渡环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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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东渡日本，企图向日本借兵求援，在湖南发动勤王举义。尽管他前此对被称为“兴亚义会”的东亚会充满期待，希望该会与湖南的南学会共谋大业，但此行似乎未能从东亚会方面获得实际帮助。这时东亚同文会已在筹组之中，唐才常在康有为下榻处偶遇还属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以及后来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柏原文太郎，两度发出求援呼声。宗方小太郎认为请求日本政府出兵不现实，表示“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30]后来唐才常担任了由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组织的上海乙未会发刊的《亚东时报》主笔，乙未会据说是上海同文会的基础。而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的白岩龙平与亚细亚协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立志继承荒尾精的事业，亚细亚协会的岸田吟香则是他的同乡大先辈，同时又可以说是荒尾精的师长。岸田吟香和长冈护美作为亚细亚协会成员，却参与了东亚同文会的组建，成为两会会员。所以1898年3月13日亚细亚协会在上野精养轩招待来访的姚锡光、吴敬英、张彪等人，白岩龙平也出席作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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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文会的成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相当直接的关系。近卫笃麿日记附属的《同文会設立趣旨書》，（由白岩龙平撰稿）和《時論》第7号刊载的《同文会網目》，其内容同样有令人费解之处，即该会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包括设同文会馆、附属图书馆、附设翻译局、同文学堂，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设汉字新闻、经营航海、贸易、银行、矿山等以及以上海乙未会《亚东时报》和东京精神社《時論》为通信机关等七项。[32]从1898年7月29日白岩龙平写给近卫笃麿的信，可知此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关系密切。从关系人的角度，白岩龙平认为，由福本诚欧游途经上海发端，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专心奔走而成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网罗官商名士不少，内部也有不值一笑之事。我会有必要从中取其精华。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到汉口与张之洞会晤，后者表示不宜用亚细亚协会之名，应改名为同文会。尽管这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同文会已经发端，白岩龙平还是建议尽早确定上海同文会的建设重点，以便向内外显示该会的实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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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会最初注意的对象是康梁以及湖南的维新派，所以立会趣旨中明定允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又以康有为的门生徐勤和罗普为该会倡办董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部分会员如平山周等，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转而以孙中山为支持对象。因此在日本对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不过，总体而言，戊戌、庚子间日本各派对华势力的主导倾向是合流而非纷争，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这一方面强化了本来就有意联合的中国各派趋新力量“必当合不当分”[34]，“必大合而后能办妥”[35]的意向，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对华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相当模糊，中国人士同时与不同派系的日本对华人士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白岩龙平的动向，不仅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而且与中国方面的对日结盟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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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汪康年和曾广铨访日期间，曾与白岩龙平在大阪会晤两日。[36]晤谈的内容之一，当是中日两国人士联络之事。后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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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馆想已发刊，敝邦有志之士均共刮目，颇有先睹为快之慨，如何如何。兹附一纸《中外时论》，与《时务报》诸报交换，一则系精神社友等弟嘱商贵馆，精神社系近卫公爵（东邦协会副会头）等幕友主笔，与贵馆一气联络，自有益于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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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社即后来同文会重要刊物《時論》所属的机关。福本诚到上海前，3月15日白岩龙平又致函汪康年等代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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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友福本诚君（号日南），现在《日本新闻》，又为东邦协会、《日本人》报等处笔政，二十年来以亚细亚为志之士也。此次周游欧、米各国，首先到沪上与贵国诸有志谈论，而后搭佛国邮船启行，尤祈阁下与贵馆中诸翁开臆联欢，有补于亚洲大局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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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邦协会的副会长是同文会首任会长，而东邦协会重要人物福本诚又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的白岩龙平，既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又是同文会的重要发起人。东亚会虽然不像同文会那样，将活动和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可是除了将总会设在东京外，唯一明确规定的就是：“并于支那上海设立分会，以相照应。”[38]联系到1898年7、8月间井手三郎、大内畅三、中西正树、平山周、宫崎寅藏、犬养毅、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人频繁来往，协商有关“对清设施”预案以及联合各派力量等事，[39]有理由推断，东亚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合并为东亚同文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已经处于颓势的亚细亚协会，成为日中同盟的日方代表，甚至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架构。而上海乙未会（以及其他在华日本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同文会上海支部的基础，又成为东亚会上海分会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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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称看，乙未会当与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有关。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于1898年7月底返回上海，10月1日，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联名以乙未同志会作为本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该本部设于美租界密勒路寿椿里233号，二层建筑，楼上三间，楼下四间，除事务所、接待室、图书室外，还可供八九人住宿。会员共有147人，其中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者30余人，势力不可小觑。[40]他们早就与汪康年等革新派人士联系密切，1897年底后者东游寻求与日方结盟，首先即受到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的鼓动，绝非偶然。以往研究者可能过于看重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以及宗旨策略的差异分歧，甚至以后来眼光分别派系，反而使得彼此勾连的事实真相难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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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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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会利用其在华的组织系统和与中国人士的广泛联系，影响很快超越亚细亚协会。在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下，与中方结盟的日方组织不知不觉间实现了由亚细亚协会到东亚同文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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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的严峻形势，使得亚细亚协会联络朝野官民上层的路线失去大部分活动空间，而东亚同文会尽管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有不少人赞成联络民间人士从事反对清王朝的体制外改革，而且戊戌、庚子之间，这一派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凭借其在华的各种组织基础，东亚同文会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趋新人士的组织活动中去，甚至介入各种密谋。这样的策略适应当时中国的局势，使得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迅速得到发展。一些亚细亚协会成员已经加入东亚同文会，并将重心放到后者的活动方面。在此形势下，亚细亚协会只能主动提出与东亚同文会合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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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解体后，由于戊戌政变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面对高压局势，沪上趋新士绅的活动一度消沉。到1899年，在内忧外患急剧加重的刺激下，才重新趋于活跃。本来聚集上海的士绅大都赞成渐进式改革，而不同意急进论，可是政变后日益恶化的局势将他们不断推向与当朝执政决裂的境地。这时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尤其是两湖和江浙志士继续此前联合救国的努力，并一如既往地寻求日本对华团体的支持。他们了解到日本对华团体变化的动向，争取的对象由亚细亚协会转向东亚同文会。汪康年和唐才常等人筹组正气会时，特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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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佥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亚东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者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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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会章第五章第十七条特别规定：“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43]1900年2月文廷式到日本避祸，接待者主要就是东亚同文会，连长冈护美和榎本武扬等亚细亚协会头面人物出场，也是以东亚同文会的名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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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同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姿态，它利用原来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在中国各重要地方设立分会，试图全面掌控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的组织和活动，东亚同文会也借助原来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更加深入地介入内部事务。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原亚细亚协会会员郑观应、汪康年、唐才常、文廷式、陈季同等人参与其事，前三位还担任重要职位，薛华培则在南京予以响应。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不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有时甚至还作为中国议会的代表从事扩展组织等联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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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的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的名义联络湘军将领。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对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45]志钧也赞成井上雅二等东亚同文会员的计划，并进行过具体会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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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国会干事丘震、汪有龄也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为郑孝胥在日本任外交官时的旧识，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期间，与郑孝胥往来密切，很可能也参与其事。[47]而汪有龄从1898年初汪康年访日之时就介入中日联盟之事，他还告诫汪康年：“日本虽有日清同盟之议，然我能自强，则日本肯结之亲之。我倘委靡如故，则一有急难，日本亦将从而染指。故自保，实亟亟也。阁下具苦口婆心，望告当道求所以联络日本者，勿仅恃同舟之谊，而徒哀声惨色以结之也。”[48]经元善、吴瀚涛二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国会，所发起的反对立储通电，却是庚子勤王的重要契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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