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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馆想已发刊,敝邦有志之士均共刮目,颇有先睹为快之慨,如何如何。兹附一纸《中外时论》,与《时务报》诸报交换,一则系精神社友等弟嘱商贵馆,精神社系近卫公爵(东邦协会副会头)等幕友主笔,与贵馆一气联络,自有益于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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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社即后来同文会重要刊物《時論》所属的机关。福本诚到上海前,3月15日白岩龙平又致函汪康年等代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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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友福本诚君(号日南),现在《日本新闻》,又为东邦协会、《日本人》报等处笔政,二十年来以亚细亚为志之士也。此次周游欧、米各国,首先到沪上与贵国诸有志谈论,而后搭佛国邮船启行,尤祈阁下与贵馆中诸翁开臆联欢,有补于亚洲大局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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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邦协会的副会长是同文会首任会长,而东邦协会重要人物福本诚又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的白岩龙平,既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又是同文会的重要发起人。东亚会虽然不像同文会那样,将活动和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可是除了将总会设在东京外,唯一明确规定的就是:“并于支那上海设立分会,以相照应。”[38]联系到1898年7、8月间井手三郎、大内畅三、中西正树、平山周、宫崎寅藏、犬养毅、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人频繁来往,协商有关“对清设施”预案以及联合各派力量等事,[39]有理由推断,东亚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合并为东亚同文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已经处于颓势的亚细亚协会,成为日中同盟的日方代表,甚至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架构。而上海乙未会(以及其他在华日本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同文会上海支部的基础,又成为东亚会上海分会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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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称看,乙未会当与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有关。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于1898年7月底返回上海,10月1日,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联名以乙未同志会作为本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该本部设于美租界密勒路寿椿里233号,二层建筑,楼上三间,楼下四间,除事务所、接待室、图书室外,还可供八九人住宿。会员共有147人,其中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者30余人,势力不可小觑。[40]他们早就与汪康年等革新派人士联系密切,1897年底后者东游寻求与日方结盟,首先即受到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的鼓动,绝非偶然。以往研究者可能过于看重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以及宗旨策略的差异分歧,甚至以后来眼光分别派系,反而使得彼此勾连的事实真相难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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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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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会利用其在华的组织系统和与中国人士的广泛联系,影响很快超越亚细亚协会。在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下,与中方结盟的日方组织不知不觉间实现了由亚细亚协会到东亚同文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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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的严峻形势,使得亚细亚协会联络朝野官民上层的路线失去大部分活动空间,而东亚同文会尽管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有不少人赞成联络民间人士从事反对清王朝的体制外改革,而且戊戌、庚子之间,这一派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凭借其在华的各种组织基础,东亚同文会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趋新人士的组织活动中去,甚至介入各种密谋。这样的策略适应当时中国的局势,使得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迅速得到发展。一些亚细亚协会成员已经加入东亚同文会,并将重心放到后者的活动方面。在此形势下,亚细亚协会只能主动提出与东亚同文会合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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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解体后,由于戊戌政变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面对高压局势,沪上趋新士绅的活动一度消沉。到1899年,在内忧外患急剧加重的刺激下,才重新趋于活跃。本来聚集上海的士绅大都赞成渐进式改革,而不同意急进论,可是政变后日益恶化的局势将他们不断推向与当朝执政决裂的境地。这时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尤其是两湖和江浙志士继续此前联合救国的努力,并一如既往地寻求日本对华团体的支持。他们了解到日本对华团体变化的动向,争取的对象由亚细亚协会转向东亚同文会。汪康年和唐才常等人筹组正气会时,特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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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佥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亚东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者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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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会章第五章第十七条特别规定:“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43]1900年2月文廷式到日本避祸,接待者主要就是东亚同文会,连长冈护美和榎本武扬等亚细亚协会头面人物出场,也是以东亚同文会的名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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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同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姿态,它利用原来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在中国各重要地方设立分会,试图全面掌控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的组织和活动,东亚同文会也借助原来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更加深入地介入内部事务。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原亚细亚协会会员郑观应、汪康年、唐才常、文廷式、陈季同等人参与其事,前三位还担任重要职位,薛华培则在南京予以响应。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不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有时甚至还作为中国议会的代表从事扩展组织等联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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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的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的名义联络湘军将领。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对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45]志钧也赞成井上雅二等东亚同文会员的计划,并进行过具体会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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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国会干事丘震、汪有龄也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为郑孝胥在日本任外交官时的旧识,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期间,与郑孝胥往来密切,很可能也参与其事。[47]而汪有龄从1898年初汪康年访日之时就介入中日联盟之事,他还告诫汪康年:“日本虽有日清同盟之议,然我能自强,则日本肯结之亲之。我倘委靡如故,则一有急难,日本亦将从而染指。故自保,实亟亟也。阁下具苦口婆心,望告当道求所以联络日本者,勿仅恃同舟之谊,而徒哀声惨色以结之也。”[48]经元善、吴瀚涛二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国会,所发起的反对立储通电,却是庚子勤王的重要契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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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会、同文会乃至东亚同文会更加怀疑清廷有革新中国的愿望和能力,因而不再单一地寻求上层路线,不再一味与上层官绅打交道,而是试图鼓动在野的革新力量改变甚至推翻清朝,以为非如此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使东亚维持和局,进而振兴东亚。所以这些团体愿意帮助中国革新派实行变革,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协作,不仅实现维护东亚的战略目标,而且获得各种具体利益,影响、控制甚至支配整个东亚局势。而戊戌政变后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将越来越多的士绅推向反对当朝执政的激进行列,不得不以各种非常手段谋求阻止倒退的变革振兴之道,以挽救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东亚同文会与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全面介入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各种公开及秘密的反清活动。只是后来担心发生战乱会使中国陷入分裂,危及东亚同文会保全中国的整体目标,才中途有所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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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革新势力的力量不足,为了实现反清大计,东亚同文会秉承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力主联合,劝说中国各派革新势力的领导人求同存异,尽力促成共同行动,而不赞成任何一方单独行事。这一决策,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的主张及行动方略相吻合,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东亚会成立时,接受徐勤、罗普等人,目的之一,就是要吸收各地的革新人士,尤其是和一些不为清政府所允许的人士沟通联系,所以福本诚还注意到孙中山及其他各地革新人士的存在。由于康有为的干扰阻挠,保皇会与革命党、江浙人士以及自立会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摩擦,为此,宫崎寅藏等人力图调解,甚至专程远赴新加坡进行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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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同文会会员的协调下,唐才常、汪康年、梁启超、孙中山、乃至徐勤等人,能够避开康有为的阻力,维系联合大举的局面。自立会起义时,孙中山、梁启超分别从海外赶回,准备加入。起义失败,梁启超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50]。这番话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呼应,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在空间上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赞赏其组织能力。康有为对此虽然有所怀疑,但并不知情,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51]上述行动,背后都有东亚同文会的作用。如梁启超从檀香山赶回上海,途经日本,曾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52]如果没有东亚同文会的坚持并从中斡旋,宗旨策略差异甚大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要想维持大合局面,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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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庚子乃至稍后的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活动将双方关系带入“蜜月期”。由于甲午战争的阴影和日本对华的进逼态势,即使在相信同文同种、同盟提携之际,中方人士对于日本与中国结盟的善意也将信将疑,更多的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郑孝胥、张謇、汪有龄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和忧虑,希望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基本。临时被邀约出席亚细亚协会预备会的张謇于会后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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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以甲午之役,有毫毛之利,启唇齿之寒,悔而图救,亟连中、英。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独中朝大官昏昏然,徒事媕婀耳。预会者凡二十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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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保皇会的《知新报》刊登的《福州忧时子致日本亚细亚协会同文会书》,可以反映对中日结盟怀有好感和期待的那些中国人的尴尬境遇和复杂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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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协会同文会日本诸君子公鉴:仆亚洲之男子,中国之庶民,闽中之鄙人也,足迹未尝出海外,学问未尝通古今,然固窃闻五洲之大势矣。欧西白人,既据美、非、奥之地,而臣妾红种黑种之人,亚洲半土,亦为俄法英德葡荷西士所分踞。其幸存者,虽有八国,然惟日本得以自立,惟中国可以有为,是黄种之存灭,惟吾日中是赖。不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授人以柄,中国既岌岌可危,而亚洲大势,亦因以震动。日本诸君,深知其祸,倡为联中之说,创立协会及同文会,志愿宏大,筹画深远,仆闻而伟之。中国之人,上者不讲外交政策,下者不识各国情伪,重以甲午之衅,痛彻于心,未能遽稍前嫌。然则协盟之事,权在日本,责亦在日本也。近来日本志士,持联中之议,如教东文译东书,及阅兵之官员、游学之生徒,皆加意亲厚,其来华日士,亦极力联络中人,谆谆以同种同洲之意相劝。中国士夫,渐知日本之当亲者,未始非会中诸君子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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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仆窃有疑焉。数月以来,闽中商民,力诋日人,谓其好小利,好陵人,甚于欧洲,即宦途中亦有时言。叩其故,则曰:日人开设铺户,代商家包漏税厘,侵中国之利权,夺小民之生计,众口一词,怨声载道,甚者则谓欧人富,日人贫,欧人宽,日人刻,其仇视日人之心,竟十倍于欧人。仆闻斯言,反复辩论,晓以同种同洲之义,闻者尽哗,无可置喙。仆虽未履东土,读东书,然固尝接日本人士,察其言论,非不顾种族而干预税政者。盖由中国奸民,勾引日本无赖,图目前之小利,不顾久远之大局。愿诸君子将仆此言,上之政府,登之时报,精领事之选举,严游人之约束,勿令生事,以破我二国之和局。中国民智未开,易惑难晓,此辈以数人之小利,坏吾亚洲之大局,甚可痛也。诸君子志在兴亚,区区此心,亦非独为中国计而已。伏维原谅,忧时子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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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后来事态的发展一步步坐实了中方人士的担忧,而所有的期待却基本落空。与之对应,日方的信誓旦旦,哪怕是出于真诚和善意,也都成了谎言与欺骗。一段本来应是同舟共济的历史,最后成为痛苦回忆的起点。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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