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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八日、十七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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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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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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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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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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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浮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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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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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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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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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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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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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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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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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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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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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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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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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搏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竞相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从甲午战败看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亡，朝野合力进行的政治变革。虽然不幸失败，变革的方向并不因此而改变，20世纪一开始就展开的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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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日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全面讨论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样说并非如坊间的苛求于文采之类，而是强调，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要征实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走向及作用，不仅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还要找到适当的取径和善用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层，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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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任用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头衔，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具体办实事、实际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位，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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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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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权位本来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改制必需的法政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的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在草创之际协助或负责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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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有所体现（参见高阳《慈禧全传）。近年来有学人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王晓秋，《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两国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长期执掌政权的国共两党的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学界间有所论述，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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