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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日本在华报刊的规模与形态。以语种分，有日文189种，中文43种，中日文合刊11种，英文及中日英文合刊各5种，俄文、日韩文合刊各2种，蒙文、日俄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各1种，共使用6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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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分，有日报108种，周刊23种，月刊28种，通信24种，双日刊5种、旬刊6种，半周刊和半月刊各3种，双月刊、季刊及每年5期刊各1种，年刊1种，其余不详。种类可以说相当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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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分，奉天最多，达42种，其他依次为上海37种，青岛21种，天津20种，北京、大连各19种，哈尔滨17种，济南12种，汉口11种，安东10种，长春8种，铁岭6种，厦门4种，福州3种。东北虽较集中，但在关内举办者达135种，占53%。除上述地方外，还延伸到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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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种报刊通信中，有20余种为前后改刊。辛亥前有少量报刊虽寄名日人，实际上由华人编辑经营，如早期的《苏报》、《国闻报》、《重庆日报》。同时，也有日本人收购他人报刊股份，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而名义上并不归属日本者，如1903年的《汉口日报》、1920年前后的《文汇报》及多种英文报刊。此外，在日本国内还创办过几种用中文编排、专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如1904年创刊于横滨的《日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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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报的兴废期有别，同一时间存在的数量随之变化。将日本在华大众传媒的绝对增长与中国报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列强在华传媒的相应增减作一比较，概况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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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910—1930年中国各语种部分报刊数量比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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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3年起，在华日文报刊数量上即超过在中国各种外文报刊中长期占优势的英文报刊，并且差距不断拉大。此外，日本在华报刊并不限于日文，而英文报刊则分属于中日英美等国。1919年，日属非日语报刊即有中文13种，中日文合刊4种，英文3种，日韩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及蒙文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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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媒业的增长，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到1915年6月，日本在华记者及新闻社社员已经达318人。[4]当时中国的专业新闻人员很少，1913年汉口从事报业者仅33户。[5]报社最多的上海，1930—1935年间，各年度注册的职业记者分别为83、80、57、61、55、66人。[6]而日本方面对实际从业者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北京共有新闻杂志社44所，编辑203人，记者420人。[7]虽然中国传播业的实际从业人数远高于登记注册者，而北京的编辑记者也包括外国人士，各方面综合比较，日本在华职业新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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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势力与影响还反映在发行量及发行范围方面。据这段时期有发行销售数量记载的143种报刊统计，其中发行10000份以上的1种，50000份、30000份以上的各2种，10000份以上3种，5000份以上9种，3000份以上12种，1000份以上41种，500份以上24种，500份以下49种。1000份以下的多为杂志通信。而对22种主要日属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多年份追踪显示，相对于其他报刊的增长速度较快，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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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日本在华主要报纸历年销量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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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率低，报刊的直接阅读层面较窄，因而发行量一般不高。清末报纸发行鲜有超过万份者，一般过千份的报刊，就需要大量外地订户或零售。民国以后，虽然近代教育逐渐展开，信息需求不断扩大，发行量日见上升，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据《内政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32种主要日报中，发行150000份以上的2种，50000份的1种，30000份、20000份以上各3种，10000份以上7种，5000份至9000份的则有16种之多。[9]另据1932年12月上海邮政局挂号杂志记录，销量最高的为125000份，仅一种，40000份的2种，20000份的9种，6000份至10000份的21种，1000份至5000份的72种。[10]发行量高，既表明受众多，也反映覆盖面广。从1931、1934、1935年度上海各报的本埠外埠销量比率看，发行量稍高者无不依赖外地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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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大都市，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7.97%，居全国之首。[11]在此发刊的中外文报刊，均有很大部分销往外地。由此可见，发行量相当大的日本在华报刊，影响并不限于当地。早期著名报人汪康年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书札表明，还在《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时期，上海的日系报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往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四川，在此之前的《汉报》，也销往长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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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以外，图书、电影、广播也为来华日人所瞩目，不同程度地有所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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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上海各报本埠外埠销量比率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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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图书业可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几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国人鉴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发展强盛，觉得应当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1898年，康有为上《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认为中国直接翻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而日本“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主张在京师设立译书局，“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译成中文，并按字数、等级奖励天下翻译日语书的士人，使“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13]。当时康门弟子开设的广智书局即翻译印行日本教科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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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东文书的翻译出版虽一度停顿，但1901年清廷恢复新政，加上留日学生大批增加，翻译日语书一时成为风尚。据统计，1896—1937年间，至少翻译出版了日文书2717种。[14]其中并不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成果。田野桔次等人1898年开办于上海的东文学社，即“拟译印各书，为各学堂教科之用”。当年春季就印行《支那通史》一部，“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并拟陆续付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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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1月，冈本监辅、吾妻兵治等人以日本与清韩三国利害攸关，唇齿相依，日本经过锐意革新，可与泰西列强比肩并辔，清韩两国却守旧不移，特纠合同志，创设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准备翻译日本和泰西有用之书，输入清韩，以俾启发新智，扫除积弊，实现富强文明。[16]关于此事，长期旅居日本的王仁乾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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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日邦创设善邻译书馆，专就西文新法诸书翻译汉文，主笔者为重野成斋，修史局员冈千仞、龟谷省轩，皆可称齐国仲子者也。其书各从专门分译，与前日邦所译国史迥不相同。复又招聘敝族兄桼园为之校正删润，自正月开馆，已译出《植物学》全册，将付手民。近又译《军政诸法》，他时印刷成册，即运上海销售，皆讬乐善堂岸田吟香经理也。如贵报有欲译之书，亦可相商代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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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将母语或第三种文字翻译成母语以外的文字，绝非易事，善邻译书馆之所以迎难而上，除了明治时期日本士人对于自己的汉文水准颇有自信外，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词汇不统一，西书征引繁多，不易领悟，却容易引起歧义，中韩人士翻译，难以准确把握，凸显要旨。这些面向中国的汉译书籍，虽然翻译印刷是在日本，销售发行却要面向中国。王仁乾为此还致函汪康年，介绍善邻译书馆到上海推销所译书籍的日本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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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日本友松本正纯、吾妻兵治二氏，译成《大日本维新史》一册、《日本警察新法》一册、《战法学》一册、《国家学》一册，携书来沪销售。但二氏初次到申，人地生疏，言语未谙，诸恐不便。欲得沪上文人墨客相与结契，藉作周旋，嘱弟作书为介，持访尊馆，务乞推情酬接，以联海外之盟。在二氏颇工汉学，可倩不律以代舌人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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