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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专门聘请长尾槇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三位日本人针对中国情况编写小学教科书，翻译出版，大为畅销，于是再接再厉，续编10册。[19]当然，和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类似，尽管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仍然需要中国士绅文字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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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方面，到1915年6月，来华日人从事印刷雕刻业者达407人，其中东北地区110人，天津76人，北京25人，上海180人，汉口12人，济南、长沙各2人。另有从事书报贩卖者53人，其中东北5人，北京12人，济南3人，上海30人，汉口3人。[20]一些国人自办的出版社，也与日本人关系匪浅。20世纪初成立于上海的作新社，即得到日本帝国妇人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助。号称亚洲最大出版社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该馆1900年接盘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1903年日本金港堂来沪筹设印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之合作，不断引进日本技师和印刷技术。直到民国初年，日资还占商务印书馆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1914年虽收回日股，但并未中断引进日本技师和技术。这时，日本在沪设立的印刷厂达十余家，占上海书业（包括印刷出版业）的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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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业最为发展，以大连为例，自1905年日本人开设书店起，到1916年增至十二三家。1920年3月设立的满洲书籍商组合，成员达50个，均为日籍。1930年，该组合成员发展至73个，每年出版发行各类图书达数百万册，以教科书为主，多为日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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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电影市场长期由美国影片独占鳌头，加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影业畸形繁荣，日本势力不易挤入。1926年以前，日本人只在上海开办过名为东西电影公司的制片公司，另在上海、大连、安东等地开办过7家经营洋片发行的公司。[23]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经工部局警务处检查上映的影片共6911240英尺，其中主片723张，短片及新闻片1329张。以国别论，美国占78%，英国2.5%，中国国产8.5%，日本10%，法、德、意、苏等国共占1%。[24]日本所占比例虽然远不及美国，却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两倍有余，甚至比中国自产还多。这一情况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35年中国共输入外国影片378部，其中美国285部，英国28部，苏联8部，法国4部，德国2部，捷克、荷兰、印度和日本（东华公司）各1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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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1922年冬，美国驻日本记者奥斯邦（Mr. E. Osborn）劝旅日华侨张某在中国办广播，以华人资本，假外人名义，在上海大来洋行屋顶设一50瓦特电台，同时组建中国无线电公司，出售收音机。1923年1月24日下午8时开播，是为中国境内出现的首家广播电台。[26]这时日本国内尚未正式办广播，但来华日人很快设法跻身此项新兴事业。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福开森路设台，分10号出租，大连亦能收听，日商神户电气公司排第5号，每星期日下午7—9点，用日语报告新闻并播放日本音乐。[27]1925年7月，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的大连广播电台开播，最初全用日语，后增设中文节目。1926年1月，日属《上海每日新闻》社添设无线电发送部，广播新闻，放送音乐，不久停播。[28]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电讯管制，日本在华广播主要发展于东北地区。到1932年，已建立广播电台4座，听众达8000余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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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中国的国产工业跟不上广播发展的进度，发送和接收设备大都依赖进口。到1930年代，中国已有广播无线电台89座，接收器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的已超过63000具。1933—1935年，无线电收音机及零件的进口额分别为1940556、2338252、2210978金单位。其中“最堪注意之增加者莫如日本，该国货物之载至中国者为数至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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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传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迅速、广泛、大量地传递信息，其来源除各自的记者通信员独家采访外，主要依靠通讯社提供。中国自1904年起，虽已自办通讯社，但在1930年代以前，组织欠完善，规模小，覆盖范围窄，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加上长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分裂动荡，不仅国际信息，就连国内消息也大都得自外报外社。其中日本的通讯社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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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通讯社有电报通讯社、新闻联合社、商业通讯社三家，前两家势力最盛。联合社前身为1914年日侨波多博创办的东方通讯社，先在北京、广州、汉口、奉天等地设立分社。1920年，日本著名记者多户受外务省派遣来华组织通讯社，经协商，将东方通讯社改组为日本外务省正式的在华通讯机关。1926年5月，该社与日本国际通讯社合并为新闻联合社，因前此与路透社的协议所限，在华传递消息仍用东方通讯社名义，到1929年7月，才正式使用日本新闻联合社名称，1936年并入同盟社。该社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青岛、济南、满洲里、福州、鞍山、香港、广州等地设有分社。据1930年8月的记录，国外各地发往东京总社的消息，欧洲145条，6814字，中国421条，16735字。而关于中国各城市的消息分计有如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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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后，日本在华通讯社已将重心转向为本土传媒提供信息，但是表仍然反映出该社在华掌握与发送信息的能量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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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社原计划将电报通讯社也并入其中，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者成立于1900年，最初仅为广告社，1919年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提供消息，很快便在上海、北平、青岛、济南、汉口、天津、长春、广州、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地开设支局12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电报通讯社率先在新首都开办分社，向中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时事通信和经济通信。[32]该社与新闻联合社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广大地区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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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和控制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递，日本凭借资金优势，不仅临时包占各种通讯手段，还积极插手无线电讯事业。1918年2月，三井洋行与北京政府海军部签订借款合同，在北京东郊双桥建立大型无线电台，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此后列强继续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至1921年，已达22处，其中日本11处，美国5处，法国4处，英国2处。1925年又增加到58处，其中美国18处，日、英各15处。除军事、商业用途外，主要是为各传媒机构所利用。1926年10月，哈尔滨的日本商业通讯社即私设收发报机，收发新闻和商业电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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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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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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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为数不少，影响极大，不仅为中国同行所瞩目，其他列强在华有关方面也十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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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众的角度看，日本在华传媒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面向来华日本侨民，是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列强在各重要城市又相继建立租界，来华侨民不断增多。日本后来居上，从1921年起，日侨人数已超过其他各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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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除集中移居东北地区外，还广泛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开放城市甚至未开放地区。1910年底，在京、津、汉、沪等地的日侨分别达到789人、1843人、1025人和8029人。[34]到1928年，上述各地及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人数（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均超过一千，而且除上海外，都超过当地其他外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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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1890—1930年各国在华侨民人数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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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1928年中国各地日侨外侨人数对照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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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华侨民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有了解外部信息，相互交换情报，代表和表达本群体的利益意愿，与当地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日本来华侨民以中小商户居多，据1910年度的海关报告，1905、1910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中只占4.12%和15.98%，远不及英国（50.78%、40.97%），但是商馆数却分别达729所和1601所，大大超过英国（434所、601所）。[37]最早创办于上海的几种日文报纸，即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强调“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38]还有一些报刊则为满足侨民的娱乐文化需求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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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华日人内部出现分化，一方面，各种利益功能团体应运而生，相继创办了青年、妇女、文学等刊物，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出现对立，在青岛，代表资本家的《青岛日报》和代表劳动者的《青岛日日新闻》相抗衡；在天津，保守的《天津日报》与激进的《京津日日新闻》相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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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面向占领地区的非日籍居民。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日俄战后，又夺取沙俄在东北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一面使用军政强制手段，实行高压，一面推行殖民教育，举办传媒，作为向被占领地区的中、朝、蒙、俄等籍民众进行殖民宣传的文化统治工具。以后这种性质的传媒在东北和关内大量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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