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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910—1930年中国各语种部分报刊数量比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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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3年起，在华日文报刊数量上即超过在中国各种外文报刊中长期占优势的英文报刊，并且差距不断拉大。此外，日本在华报刊并不限于日文，而英文报刊则分属于中日英美等国。1919年，日属非日语报刊即有中文13种，中日文合刊4种，英文3种，日韩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及蒙文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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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媒业的增长，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到1915年6月，日本在华记者及新闻社社员已经达318人。[4]当时中国的专业新闻人员很少，1913年汉口从事报业者仅33户。[5]报社最多的上海，1930—1935年间，各年度注册的职业记者分别为83、80、57、61、55、66人。[6]而日本方面对实际从业者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北京共有新闻杂志社44所，编辑203人，记者420人。[7]虽然中国传播业的实际从业人数远高于登记注册者，而北京的编辑记者也包括外国人士，各方面综合比较，日本在华职业新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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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势力与影响还反映在发行量及发行范围方面。据这段时期有发行销售数量记载的143种报刊统计，其中发行10000份以上的1种，50000份、30000份以上的各2种，10000份以上3种，5000份以上9种，3000份以上12种，1000份以上41种，500份以上24种，500份以下49种。1000份以下的多为杂志通信。而对22种主要日属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多年份追踪显示，相对于其他报刊的增长速度较快，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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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日本在华主要报纸历年销量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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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率低，报刊的直接阅读层面较窄，因而发行量一般不高。清末报纸发行鲜有超过万份者，一般过千份的报刊，就需要大量外地订户或零售。民国以后，虽然近代教育逐渐展开，信息需求不断扩大，发行量日见上升，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据《内政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32种主要日报中，发行150000份以上的2种，50000份的1种，30000份、20000份以上各3种，10000份以上7种，5000份至9000份的则有16种之多。[9]另据1932年12月上海邮政局挂号杂志记录，销量最高的为125000份，仅一种，40000份的2种，20000份的9种，6000份至10000份的21种，1000份至5000份的72种。[10]发行量高，既表明受众多，也反映覆盖面广。从1931、1934、1935年度上海各报的本埠外埠销量比率看，发行量稍高者无不依赖外地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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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大都市，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7.97%，居全国之首。[11]在此发刊的中外文报刊，均有很大部分销往外地。由此可见，发行量相当大的日本在华报刊，影响并不限于当地。早期著名报人汪康年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书札表明，还在《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时期，上海的日系报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往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四川，在此之前的《汉报》，也销往长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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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以外，图书、电影、广播也为来华日人所瞩目，不同程度地有所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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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上海各报本埠外埠销量比率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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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图书业可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几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国人鉴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发展强盛，觉得应当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1898年，康有为上《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认为中国直接翻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而日本“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主张在京师设立译书局，“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译成中文，并按字数、等级奖励天下翻译日语书的士人，使“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13]。当时康门弟子开设的广智书局即翻译印行日本教科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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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东文书的翻译出版虽一度停顿，但1901年清廷恢复新政，加上留日学生大批增加，翻译日语书一时成为风尚。据统计，1896—1937年间，至少翻译出版了日文书2717种。[14]其中并不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成果。田野桔次等人1898年开办于上海的东文学社，即“拟译印各书，为各学堂教科之用”。当年春季就印行《支那通史》一部，“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并拟陆续付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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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1月，冈本监辅、吾妻兵治等人以日本与清韩三国利害攸关，唇齿相依，日本经过锐意革新，可与泰西列强比肩并辔，清韩两国却守旧不移，特纠合同志，创设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准备翻译日本和泰西有用之书，输入清韩，以俾启发新智，扫除积弊，实现富强文明。[16]关于此事，长期旅居日本的王仁乾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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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日邦创设善邻译书馆，专就西文新法诸书翻译汉文，主笔者为重野成斋，修史局员冈千仞、龟谷省轩，皆可称齐国仲子者也。其书各从专门分译，与前日邦所译国史迥不相同。复又招聘敝族兄桼园为之校正删润，自正月开馆，已译出《植物学》全册，将付手民。近又译《军政诸法》，他时印刷成册，即运上海销售，皆讬乐善堂岸田吟香经理也。如贵报有欲译之书，亦可相商代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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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将母语或第三种文字翻译成母语以外的文字，绝非易事，善邻译书馆之所以迎难而上，除了明治时期日本士人对于自己的汉文水准颇有自信外，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词汇不统一，西书征引繁多，不易领悟，却容易引起歧义，中韩人士翻译，难以准确把握，凸显要旨。这些面向中国的汉译书籍，虽然翻译印刷是在日本，销售发行却要面向中国。王仁乾为此还致函汪康年，介绍善邻译书馆到上海推销所译书籍的日本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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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日本友松本正纯、吾妻兵治二氏，译成《大日本维新史》一册、《日本警察新法》一册、《战法学》一册、《国家学》一册，携书来沪销售。但二氏初次到申，人地生疏，言语未谙，诸恐不便。欲得沪上文人墨客相与结契，藉作周旋，嘱弟作书为介，持访尊馆，务乞推情酬接，以联海外之盟。在二氏颇工汉学，可倩不律以代舌人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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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专门聘请长尾槇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三位日本人针对中国情况编写小学教科书，翻译出版，大为畅销，于是再接再厉，续编10册。[19]当然，和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类似，尽管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仍然需要中国士绅文字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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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方面，到1915年6月，来华日人从事印刷雕刻业者达407人，其中东北地区110人，天津76人，北京25人，上海180人，汉口12人，济南、长沙各2人。另有从事书报贩卖者53人，其中东北5人，北京12人，济南3人，上海30人，汉口3人。[20]一些国人自办的出版社，也与日本人关系匪浅。20世纪初成立于上海的作新社，即得到日本帝国妇人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助。号称亚洲最大出版社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该馆1900年接盘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1903年日本金港堂来沪筹设印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之合作，不断引进日本技师和印刷技术。直到民国初年，日资还占商务印书馆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1914年虽收回日股，但并未中断引进日本技师和技术。这时，日本在沪设立的印刷厂达十余家，占上海书业（包括印刷出版业）的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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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业最为发展，以大连为例，自1905年日本人开设书店起，到1916年增至十二三家。1920年3月设立的满洲书籍商组合，成员达50个，均为日籍。1930年，该组合成员发展至73个，每年出版发行各类图书达数百万册，以教科书为主，多为日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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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电影市场长期由美国影片独占鳌头，加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影业畸形繁荣，日本势力不易挤入。1926年以前，日本人只在上海开办过名为东西电影公司的制片公司，另在上海、大连、安东等地开办过7家经营洋片发行的公司。[23]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经工部局警务处检查上映的影片共6911240英尺，其中主片723张，短片及新闻片1329张。以国别论，美国占78%，英国2.5%，中国国产8.5%，日本10%，法、德、意、苏等国共占1%。[24]日本所占比例虽然远不及美国，却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两倍有余，甚至比中国自产还多。这一情况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35年中国共输入外国影片378部，其中美国285部，英国28部，苏联8部，法国4部，德国2部，捷克、荷兰、印度和日本（东华公司）各1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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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1922年冬，美国驻日本记者奥斯邦（Mr. E. Osborn）劝旅日华侨张某在中国办广播，以华人资本，假外人名义，在上海大来洋行屋顶设一50瓦特电台，同时组建中国无线电公司，出售收音机。1923年1月24日下午8时开播，是为中国境内出现的首家广播电台。[26]这时日本国内尚未正式办广播，但来华日人很快设法跻身此项新兴事业。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福开森路设台，分10号出租，大连亦能收听，日商神户电气公司排第5号，每星期日下午7—9点，用日语报告新闻并播放日本音乐。[27]1925年7月，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的大连广播电台开播，最初全用日语，后增设中文节目。1926年1月，日属《上海每日新闻》社添设无线电发送部，广播新闻，放送音乐，不久停播。[28]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电讯管制，日本在华广播主要发展于东北地区。到1932年，已建立广播电台4座，听众达8000余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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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中国的国产工业跟不上广播发展的进度，发送和接收设备大都依赖进口。到1930年代，中国已有广播无线电台89座，接收器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的已超过63000具。1933—1935年，无线电收音机及零件的进口额分别为1940556、2338252、2210978金单位。其中“最堪注意之增加者莫如日本，该国货物之载至中国者为数至庞”。[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