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7871
1702877872
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传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迅速、广泛、大量地传递信息，其来源除各自的记者通信员独家采访外，主要依靠通讯社提供。中国自1904年起，虽已自办通讯社，但在1930年代以前，组织欠完善，规模小，覆盖范围窄，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加上长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分裂动荡，不仅国际信息，就连国内消息也大都得自外报外社。其中日本的通讯社尤为重要。
1702877873
1702877874
日本在华通讯社有电报通讯社、新闻联合社、商业通讯社三家，前两家势力最盛。联合社前身为1914年日侨波多博创办的东方通讯社，先在北京、广州、汉口、奉天等地设立分社。1920年，日本著名记者多户受外务省派遣来华组织通讯社，经协商，将东方通讯社改组为日本外务省正式的在华通讯机关。1926年5月，该社与日本国际通讯社合并为新闻联合社，因前此与路透社的协议所限，在华传递消息仍用东方通讯社名义，到1929年7月，才正式使用日本新闻联合社名称，1936年并入同盟社。该社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青岛、济南、满洲里、福州、鞍山、香港、广州等地设有分社。据1930年8月的记录，国外各地发往东京总社的消息，欧洲145条，6814字，中国421条，16735字。而关于中国各城市的消息分计有如下表[31]：
1702877875
1702877876
1702877877
1702877878
1702877879
1929年后，日本在华通讯社已将重心转向为本土传媒提供信息，但是表仍然反映出该社在华掌握与发送信息的能量及效率。
1702877880
1702877881
同盟社原计划将电报通讯社也并入其中，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者成立于1900年，最初仅为广告社，1919年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提供消息，很快便在上海、北平、青岛、济南、汉口、天津、长春、广州、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地开设支局12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电报通讯社率先在新首都开办分社，向中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时事通信和经济通信。[32]该社与新闻联合社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广大地区的资讯。
1702877882
1702877883
为了保障和控制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递，日本凭借资金优势，不仅临时包占各种通讯手段，还积极插手无线电讯事业。1918年2月，三井洋行与北京政府海军部签订借款合同，在北京东郊双桥建立大型无线电台，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此后列强继续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至1921年，已达22处，其中日本11处，美国5处，法国4处，英国2处。1925年又增加到58处，其中美国18处，日、英各15处。除军事、商业用途外，主要是为各传媒机构所利用。1926年10月，哈尔滨的日本商业通讯社即私设收发报机，收发新闻和商业电报。[33]
1702877884
1702877885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73]
1702877886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1702877887
1702877888
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为数不少，影响极大，不仅为中国同行所瞩目，其他列强在华有关方面也十分关注。
1702877889
1702877890
从受众的角度看，日本在华传媒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面向来华日本侨民，是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列强在各重要城市又相继建立租界，来华侨民不断增多。日本后来居上，从1921年起，日侨人数已超过其他各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五）。
1702877891
1702877892
日本侨民除集中移居东北地区外，还广泛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开放城市甚至未开放地区。1910年底，在京、津、汉、沪等地的日侨分别达到789人、1843人、1025人和8029人。[34]到1928年，上述各地及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人数（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均超过一千，而且除上海外，都超过当地其他外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六）
1702877893
1702877894
附表五：1890—1930年各国在华侨民人数表[35]
1702877895
1702877896
1702877897
1702877898
1702877899
附表六：1928年中国各地日侨外侨人数对照表[36]
1702877900
1702877901
1702877902
1702877903
1702877904
外国在华侨民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有了解外部信息，相互交换情报，代表和表达本群体的利益意愿，与当地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日本来华侨民以中小商户居多，据1910年度的海关报告，1905、1910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中只占4.12%和15.98%，远不及英国（50.78%、40.97%），但是商馆数却分别达729所和1601所，大大超过英国（434所、601所）。[37]最早创办于上海的几种日文报纸，即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强调“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38]还有一些报刊则为满足侨民的娱乐文化需求而设。
1702877905
1702877906
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华日人内部出现分化，一方面，各种利益功能团体应运而生，相继创办了青年、妇女、文学等刊物，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出现对立，在青岛，代表资本家的《青岛日报》和代表劳动者的《青岛日日新闻》相抗衡；在天津，保守的《天津日报》与激进的《京津日日新闻》相角逐。
1702877907
1702877908
其二，面向占领地区的非日籍居民。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日俄战后，又夺取沙俄在东北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一面使用军政强制手段，实行高压，一面推行殖民教育，举办传媒，作为向被占领地区的中、朝、蒙、俄等籍民众进行殖民宣传的文化统治工具。以后这种性质的传媒在东北和关内大量开办。
1702877909
1702877910
其三，面向中国公众。这主要是由中文报刊所扮演的角色。最早创办的《佛门日报》，即“专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39]。东亚同文会系统的报刊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早在同文会时期，就计划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设立汉字新闻。东亚同文会成立后，更提出“在各形胜扼要之地发刊新闻杂志，以此为清国舆论之木铎，成为启发诱导之机关”。[40]该会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举办或接办《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国闻报》、《汉报》、《闽报》。天津支部长中岛真雄于1902、1906年分别在北京、奉天创设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显著位置。此外，《全闽新日报》独占厦门报坛达十余年，宗方小太郎一度主持东方通讯社上海分局，井手三郎则主持在华历时最久的日文报纸《上海日報》长达25年，影响均极为深远。
1702877911
1702877912
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一些原来专用日文的报刊相继添设中文附刊，或开辟中文专栏，或另出中文版，如《汉口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以求扩大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1702877913
1702877914
其四，面向本国的有关人士、各国在华侨民以及国际社会。日本在华传媒多为侨民及对华利益团体所办，利害相关，尽力促使本国各界人士关注对华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事情。1890年，恰好是荒尾精率领200名日本师生到上海创办东邦协会，《上海新报》值此问世，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问题关注的趋向。1896年3月创刊的《上海时事》，在“发刊旨趣”中便称：“马关条约订定后，清国续开四港，两国贸易，势必日炽，本邦贸易家应审知上海商界之形势，故出此刊以助之。”[41]
1702877915
1702877916
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势必与其他各国侨民及其所属国的利益发生碰撞、摩擦和冲突，同时，作为后起的亚洲强国跻身于国际竞争场，其行为也会引起由欧美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监督评判。为此，日本侨民和政府需要通过自己掌控的传媒来表现和解释其在华言行，影响各国在华侨民的对日感情及国际舆论。日本在华的两大通讯社，即同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发送消息，还专门创办英文报刊，直接面向各国侨民及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不仅激发中国的反日浪潮，也触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京津等地的英文报刊借机大加抨击。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创办一家与中文《顺天时报》影响相匹配的外字新闻，遂由外务省拨出创立费及初年度经常费共63190圆，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英文North China Standard，作为言论机关，并倡导实业家予以资助，对其他国家的英文报刊展开舆论战。[42]
1702877917
1702877918
作为外强在华大众传播业的一部分，日本在华传媒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代表和鼓动日本的侵略扩张欲望，并使之具有合理化假象，又强制性地传导西化的近代文明，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并带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着重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1702877919
1702877920
其一，输入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技术工艺，使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中国虽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源地，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局限，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很不适应近代传媒集中、大量、高速的要求。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普遍使用木刻雕版，不仅制作周期长，而且一次只能印几百部。尽管在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步早于日本，但印刷术的普遍进步，则与日本关系密切。“在中国最初使用纸版者，为日人在上海所设之修文堂书局。”彩色石印技术也由日本技师传入，“光绪二十余年，法人在沪设法兴书局，聘日人制彩色印版，始能印浓淡分明之图画”。[43]直到民初，上海能够五彩石印的几家印刷厂，仍是“绘石打样者皆请日本技师”。[44]1930年代以前在中国历时最长、出书最多、规模最大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技术方面长期依赖日本。如1903年制造照相铜梓版，1904年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彩印画石落石及雕刻铜版，均聘请日本技师。1918年还进用日籍技师指导马口铁印刷术。[45]汉口报馆使用转筒机器，也由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发端。此外，日本报刊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经营方式，不断为中国同行学习仿效，如分早晚刊及小品副刊等，即由日本在华报刊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