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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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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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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所谓明治后新汉语，多数是来华传教士首先使用，然后传入日本。但在中国人当中流行，则是从日本逆输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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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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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01—1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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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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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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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胡道静：《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424—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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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09年11月21日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外相小村寿太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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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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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支那ニ於ヶ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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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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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观历来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而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诩为其中最好的一本。《日本论》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看法，与中国人的反应却差若天渊。该书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但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19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2]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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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高位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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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的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第二，戴季陶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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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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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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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5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3]戴季陶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并颇受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4]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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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于日本认识的深入，戴季陶往往能够指陈近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5]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章》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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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戴季陶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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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6]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7]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8]。不仅如此，在举国的反日仇日情绪普遍高涨以及传统倭夷观念依然作祟的背景下，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不顾瓜田李下，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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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10]，“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1]，甚至称日本为“卖淫国”[12]。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3]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4]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当面“以日语詈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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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一一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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