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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华久为美国移民问题所苦，几次抗议，终无功效，至今美国境内，全无吾华移民。日本今日适遇吾华经验之第一步，体验吾华难堪之苦痛，吾华同病相怜，益加同情。……夫事之根柢，在人权的偏见，且内政上多所作用，不易圆满解决。日本舆论目下攻击美国态度，不无或起两国战争之惧，固不得言，毕竟日本惟有饮泣已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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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之间，颇有责怪日本原来没有声援中国反对美国排华，如今只能作茧自缚之意。只有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和唐绍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前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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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美国移民法案，即禁止日本人移民之案通过，令人惊骇，斯不仅日美间之问题，而美国与亚细亚民族间之问题。吾华人之对美国，亦与日本人同其感情，即美国与亚细亚民族之人种问题，潜在根底。……总之，望大统领为东洋民族坚拒，日本努力根本解决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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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对美抗争，更重要的还是强调中国早已深受排华之苦，日本不过感同身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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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唐绍仪在上海对来访的记者说：排日法案有违正义，非人道，贤明的总统应当否决，冷静的阁员也不应采用。美国的先辈英国已给美国黑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而美国依然差别对待。此次移民案不仅对日本，对于中国、印度等其他有色民族也是侮辱，挑战人道，成为野心家政争的工具。热爱正义的美国人应尽早取消，制止有辱美国历史光辉的事。[40]在坦率指责美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仍然提醒日本关注亚洲有色民族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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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不够积极，除了日本未能声援中国抵制美国排华的历史原因外，与中日之间的当前形势不无关系，值得特别注意之点主要有二：其一，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到1923年初，更有形成高潮之势。因为日本的纺织业等侵入、“二十一条”、旅大回收等问题，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长沙市民还与当地的日本侨民爆发了大规模冲突。[41]“当地排日运动，因排日报煽动，有渐盛之趋势。孙文氏曰：二十一条约，是北廷旧式外交之结果，吾人所力反对。夫排日之事，固吾人所不愿，然不能压迫舆论之勃发，唯两国要力提携，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以绝日之祸根耳。”[42]当各地的反日运动遭到当局的压制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自然成为反抗民众的向往和希望，“从来置本部在上海之排日原动力（不明）联合会，为见迫于上海法租界，被其所逐，因要移置本部于广东”[43]。在此情势下，作为南方政府领袖的孙中山很难回避中日之间的冲突，对日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态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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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东京大地震时，日本发生虐杀华侨事件，后来又限制华人入境（1924年5月实行），引起日本华侨的强烈抗议。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美国排日的事实。[44]上海《民国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移民比日本移民更加受苦，美国制定移民法案，全是出于人种的偏见，所以日本的反抗，乃吾人所深深同情。然而，日本若只是为着自卫的目的而争论，而不为根本的打破美国人之偏见者，吾人实难赞成。苟欲打破美国人的偏见，促进黄白二人种的平等地位，仅仅单靠着外交上的手段，实难达到目的。[45]孙中山所谓“余关于中国移民排斥问题，亦无何等感想。中国今日毫无向外发展之余力，非先专意以促内部之统一不可”[46]，即暗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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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加上内政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孙中山不便孤立地就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可以理解。本来美国排日以整个亚洲为的，同为亚洲人，应当感同身受，予以声援，可是要同时遭受日本歧视侵略的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义愤填膺地表示对日本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挺身而出，未免强人所难。所以有舆论希望日本人能够与其他亚洲民族易地而处，换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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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态度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心理相近，因而得到了呼应或共鸣。《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日美之争潮》，呼吁全亚洲有色人种一致起来，做日本争正义争人道的后盾；同时要求日本自己切实履行正义人道宣言，停止放逐华工，以免自相矛盾，令人灰心。[47]上海舆论指责日本禁止华工，《民国日报》等觉悟到中日两国均在同一命运中。[48]5月30日，《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日美问题》，其中第四部分“中国人之感想及所望诸日本者”，以日本之强，犹不能免劣视，中国更须努力自奋。并且强调：“至于日本国民，吾人固同情其愤慨，复不能不望其觉悟。”甲午、日俄战后，日本形势大有可为，“然其后未能取得被压迫各亚洲国民之信仰者，徒以其方针错乱，反学欧洲之侵略，或变本加厉，故精神上陷于孤立。……日本欲开拓国运，应自决心求友始，求友应自同种始，而提携同种国民之先，尤应改革内政”，给与朝鲜、台湾人参政权。“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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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1924年5月4日刊载陈溥贤（署名渊泉）[50]的文章《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指出：美国由人种成见排斥亚洲人，使将来世界在国家战争之外，多一重人种战争之恐怖，“凡属亚人，同遭轻蔑，断不能视为日美两国问题，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吾侪主张亚洲各国联合白种以外之人种，共同对白人提出人种差别待遇之抗议，苟有一国对于任何人种有歧视之举，则吾人惟力是视，誓与对抗，务使此反人道、背正义、无公理之举动绝迹于世界而后已。吾侪所争者，决非一二国家间问题，非一二人种间问题，亦非十年二十年间问题，实全世界全人类无穷未来之重大事件，为良心上所不能轻轻看过者也”。同时忠告日本痛自反省，本着正义人道，改变对华态度，放弃歧视排斥华工的政策，以免授美人以口实。此言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道德高度，超越国家之间具体的人种歧视，不仅揭示了强权的反文明性质，而且将日本置于同样的标准之上进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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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另一大国印度与日本较少利害冲突关系，而长期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之苦，站在亚洲有色人种应当共同反对白人的世界霸权的立场，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更形强烈。印度独立运动要人陀斯对《台湾民报》记者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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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国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西洋帝国主义好战主义之表现，排日案不过其一实例而已。其排日移民案，不过是排斥全亚细亚人之大规模计划的一小部分哩。对加奈大、南阿非利加、濠州等之亚细亚人的选举权问题的实例也是一样的。他们白人的手段，是要阻害亚细亚人的发展的阴险手段，在西洋诸国的思想，谓西洋是世界最高文明的代表者，所以他们洋人由其自国领土内驱逐亚细亚人，是他们应当的权利。对这的救济策，在创造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而已。一个个的亚细亚各国民降服于白人之势力下之中间，全亚细亚人则不得不继续承受被压迫的痛苦了。西洋诸国虽奉基督教，并没有基督精神的存在，所以要维持世界的平和，须要促进印度教佛教回回教的联合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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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坚决反对白人称霸世界，而且根本否定西洋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将世界和平寄希望于东方的精神复兴，因此亚洲各国的联合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印度国民会议议长、泰戈尔、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施阿尔泰斯等人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排日为侮辱全体亚细亚民族的不人道行为，呼吁结成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要求全体亚洲人从久眠的状态中觉醒，具有全亚细亚的自觉意识，以此保障大亚细亚联盟的民族生存，并为崇高文化建设的母体。他们针对美国的“白人美国”，主张“有色亚细亚”，要求白人从亚洲大陆撤退，宣称“这是亚细亚人的自卫，能够使亚细亚人的生存归于平和的唯一保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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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亚细亚协会及上海经济日报社发起亚细亚问题大讲会，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大讲堂开会，中日美印四国约700人出席，中日最多，美印次之。户川吞峰、山桐、虾斯笃里（印）、张继等相继发表演讲，从中可以窥见各自立场态度的差异。户川吞峰称：欧美风靡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排日与战争，为三种主义之结果。亚细亚联盟之使命，在防止人种战争于未然，所以不得不与美之恶思想宣战。山桐表示：国民党从来主张中日亲善，日方则相反，伤感情之处甚多。应注意三点：一、外交意旨独立。二、文化自尊，不宜欧化。三、尊重人民个体，不以军事经济定国家强弱。虾斯笃里说：要以亚细亚固有文明改良欧美文明，重精神，不全以物质为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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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发言的张继，则着重批评日本的亚洲政策，认为中日之间不能相见以诚，是因为日方自甲午以来，变化百出，行同蝙蝠，毫无诚意，甚至有意欺骗中国人。日本目前政治有改善的基础，“日本新政治家，如提倡亚细亚联盟，必先提倡亚洲民族之独立。但此言之易而行之艰，因日人恐惧朝鲜、台湾之丧失也。余深望日人在远处着眼，则将来所失者小，所得者大，而亚细亚盟主之一席，亦可操左券而得也”[53]。张继的言论，与孙中山的看法主张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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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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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化，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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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是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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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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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加以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直接的文字。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不无关联。这些发声者当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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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时继大偎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56]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流球、高丽等，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则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中国进行反抗，反而与欧美列强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因此，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的进步，尤其是要获得中国的感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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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对美国实行排日法案，深层的情感因素是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强国地位不能得到欧美列强的承认，在世界上仍被白人视为次等民族，因而倍感挫折。站在人类平等的道德高度反对种族歧视，在日本的反美舆论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就在日本反对美国排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曾派遣代表向孙中山求援。[58]但是8月以后，情况出现变化的迹象。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59]为此，国民党酝酿采取宣传和外交等手段，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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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60]“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61]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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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面临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按照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只是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掠夺，才是实现之路。其争取强权的凭借，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日本政府当局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点还在争取当朝执政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这就不难理解这一计划何以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迁延至两个半月之久。即使出现转机之后，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得到的反应也相当冷淡。[62]以至于仅仅十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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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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