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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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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道路，与日本国内民间的一些反省声音出现分歧，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如此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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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65]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是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这个题目”[66]。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67]。至于如何解读其间的差异，有所争议。对此，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日本的《改造》杂志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而演讲大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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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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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季陶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等事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显得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米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经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了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无援，所以无法应对英美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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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外交目标，首先是要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于收回列强所占领地，鉴于可能性不足，则暂缓实行。即使如此，列强也不肯轻易松口。为此，说服日本国民，使之了解中国人民的意愿，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显得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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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神户港后，与东京、关西的记者在“上海丸”会晤，长谈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日华亲善的必要无疑，但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做亲善的引导为合适？二、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想怎样？记者们回答道：最近日本的中国观比数年前变化很大，朝着相互谅解的良好方向。两国亲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两国国民了解两国是系于生死的重要关系，“若有协力便得自立，若是分离便共倒坏”。为了彻底相互了解，首先要相互接触，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中日两国应分别由了解对方的人来宣传对方，然后找出好的联合方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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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记者的笼统意向，戴季陶提出了日本回到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先决条件，即日本应当取孟子之道，一、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撤废治外法权，关税独立，率先示范，宣言抛弃“二十一条”，以此作对等的关系，而筑同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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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内抛弃殖民地统治方针，尊重朝鲜和台湾的民族的自由，允许其召集人民议会和设立自治政府，而由各民族的自由的联合以定统一的国家的基础。南洋的日领诸岛，也允许人民自治，尽量养成土人的政治的智识，同时引导其经济的独立，以示民族平等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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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与俄国无条件复交，放弃剥夺德国人民自由、阻碍其国家复兴的政策，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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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先决条件之中，第二项最为关键，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可以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只有中国和东方诸国的民众相信日本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东方诸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以日本为中心而成立。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人种差别撤废案，中国的舆论反而加以嘲弄，以为相对于日本的行为显得太滑稽。日本若真的主张消除人种差别，非先丢掉自己矛盾的地位不可。“践踏那以大事小之道，以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即是最健全的国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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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后面的这番话，已经不仅是解释孙中山的本意，甚至有代孙中山立言，或言孙中山言犹未尽以及难言之隐的意思。《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亚细亚民族的团结》，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70]虽然仍是笼统表态，缺乏明确具体的条件步骤，毕竟是回应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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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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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评价，负面的可能还占多数，一般的立论，多从理论化的反帝立场，反应也限于日本方面，有的甚至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汪精卫等人的附逆相联系。至于这一演讲及其相关思想对当时亚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们影响如何，反应怎样，关注不多。限于资料，从台湾知识人所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刊载的文章，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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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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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轧轹，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了，但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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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台湾民报》基本由这一立场持续发表意见，如署名“一舟”的社说《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一方面指出：“细思美国议会通过该案的存意，表面上的对象虽是日本移民，其实的用意，确由人种差别的偏见，要排斥我们亚细亚民族的全体”，一方面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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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细亚的人，为什么倒取隔岸观火、我不关焉的态度？—甚至看日本的受辱，还有大叫快哉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日本自己国内也冷冷静静，不闻有具体对付的方法。东京虽有开一次国民大会，其到会者寥寥如晨星，结果也不过决议对美国打发一封哀怨的通电，就算过人面情面了。见之每日的报纸，不是称赞美国大统领、国务卿的美意，就是报道美国那个新闻那个名士发表何等同情的言论。像这样的度量，或许是隐忍持重，但总免不了会受是仰人鼻息的误解。日本对中国的排日，向北京政府何等强硬的干涉？中美两国同一的行为，为什么对甲就用强硬的外交，对乙就取软弱的态度，何况中国排日的理由，比美国并不薄弱。且这回美国的排日，无所发见不平恐慌的理由，着实发源于人种差别的偏见。日本既自许为亚细亚的盟主，何以缄口受辱？为日本自国利害关系计，为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奋起毅力，以图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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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定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正是我们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又是日本实现亚细亚的盟主之绝好机会。但是日本要完成这样大使命、大目的，不可无相当的觉悟。甚么觉悟呢？一要厚待亚细亚弱小的民族，这回他们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可不是日本从来有令人不满的地方吗？二则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解放他人。譬如对朝鲜、台湾的人，应该解放，与母国人受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实践躬行的雅量，亚细亚的民族，就不难于团结了。所以我们希望日本对于美国这回的排日法案，应取积极的态度，又利用这个问题以为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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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孙中山将派李烈钧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台湾民报》又及时报道：“闻孙中山大总统将派李烈钧氏来日本访问当局，提议亚细亚的联盟，这个问题如果成立，亚细亚的将来是有望啦。印度诗圣达戈尔氏也极力提倡此说。当此米国抱人种优劣的偏见，亚细亚人若得团结，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联盟的时候，我想欧西的人一定不敢再轻视亚细亚人了。世界的平和，总要撤弃人种的偏见，所以我们亚细亚人必要大发挥其实力，使欧西人认识，才能从他们的脑里，根除这个偏见了。希望在亚细亚的兄弟，决不可抱煮豆燃豆枝的精神，饮水要思源，才能保其面目啦。”[73]对亚洲各民族结盟满怀希望，呼吁亚洲人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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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的呼吁相呼应，《台湾民报》在处境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台人重大的使命”的特殊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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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台人既属汉民族，就是极爱平和的民族，亦是深重文化的民族，世界人类虽是很发达文化，而于弱肉强食的强权，还未能打破，这样平和的障害，真是可痛恨了。前日本曾对于人种差别唱撤废，就是鉴这缺陷，要下针砭的功夫，虽是不能够达目的，那种理想岂不是可敬可爱的事吗？这个人种解放亦可为我台人重大使命之一，因为我们黄人种若思对于白人种要求平等待遇，当先要于黄人间撤去差别待遇，才免使白人有所借口。我台人倘知努力这一点，希望日本人加慎重于朝鲜、台湾的待遇，然后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不怕白人不能不撤废这差别。其次图日华亲善，亦为重大使命之一，保持东洋平和，或是要联合东洋民族防白人侵略，二国亲善，自然是很切要。从前因为政策上，和国民感情缺有圆满，今乘新内阁出现，和全国民的大觉悟，要扫一切误解和宿恨，亦属顶好的机会。若是得台人介于其间，表明双方的诚意，是很有功效，自然可进有实际的亲善，没徒弄口头禅的弊害。但是要使台人尽力，或要得中国人信用，想于治台的方策，是还有改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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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上述使命，首先要充足台人的实力，一、设置民意畅达的立法机关；二、普及和提高教育；三、打破陋习。[74]不仅要争取台民自己的权利，还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沟通联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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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发表署名“前非”的文章《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指出：世界上黄白黑红棕五色人种，黑红棕已被白种摧残殆尽，成为奴隶牛马，能与之对峙角逐的只有东亚大陆的黄种，尤其是日本与中华，却还自相残杀，不知唇亡齿寒。东亚黄种应去掉以前相诈相虞的私见，互相扶持，互相策励，使白人不敢加灭种的惨祸到我们身上。日本不要教唆中国的军阀，不要暗与军阀秘密订约，事事取合中国的民意而行，对台湾、朝鲜的同色同胞不要施压迫政策，发挥其固有正当的精神，享应享的权利，尽应尽的义务，没有日本、朝鲜、中华、台湾的分别。[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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