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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回到上海的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后者告以“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李烈钧答称：“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34]同日孙中山致电日本记者泽村幸夫，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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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此次访问日本，意在赴天津会议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究将如何达成此一目的？乃识者必须加以深思考虑之事。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而此种说法，更不可仅仅成为外交辞令中之中日提携合作。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余尚有具体之方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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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孙中山又向《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员透露访日的目的：“今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中心，不可能只由中国本身来解决。尤其鉴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今日中国的改革问题，无论如何取得日本的完全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我去天津途中决定先途日本的原因。”北上是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对内对外问题，对外方面，在免除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期望保全国家主权，为此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种自主权。即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以国民之力为主，谋求国内统一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外恢复国家主权，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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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发出的各种信息表明，此番赴日的直接诉求对象是“旧友知己”、“彼邦名士”、“朝野贤达”，看似并未将日本政府及当权官员排除在外，实际上主要是与在野人士和各界民众接触。这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1924年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37]“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38]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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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行的宋庆龄回忆：“那时，日本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案还在感到痛心—这个法案撕毁了过去的协定，不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民移居美国。孙中山在好几个大会上讲了话。在这些会上，我看到听众中有许多人为美国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而悲愤下泪。孙中山对他们阐释中国革命，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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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鼓动民众和联络在野有力人士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孙中山仍然希望对当局者发生影响。11月23日，他致电涩泽荣一，告以此次绕道日本，“愿与诸贤恳谈东亚之大局，阁下如能光临神户，幸甚。并望向朝野贤达广为传布”。[40]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孙中山此行的日程安排，并未与日本政府及其官员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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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12月5日，日本记者来访，问及亚细亚民族之结合与废约关系等问题，孙中山答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明治维新后，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反陷于欧美祸。日本自日俄战争及欧洲大战以来，思想上跟外交上、经济上，亦莫不追随欧美，对于本乡本土之亚细亚，反度外视之。且由轻蔑之结果，至与中国发生疏隔。过去无论矣，以后尚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41]“今之日本，虽转于三大强国或五大强国目之中，然其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而于亚细亚之真精神反弃之如遗。为日本计，现在应急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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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孙中山发表重要宣言，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为此，“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应对目前时局的最小纲领，“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件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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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京报》函托汪精卫撰述稿件，谈论孙中山对外交、内政问题的态度，并以问答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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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山先生对于时局之宣言，以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第一义，此次在神户演讲，亦集中此点，夫内政不修明，外交何能得胜利？今主张如此，得毋舍本逐末，移急就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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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内政不修明，外交不能得胜利，自是颠扑不破之论，但中国现在外力割宰之下，若不集中国民精力，以求冲破此境遇，则了无修明内政之可能。举例言之，今日中国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民穷财尽，至于极点。欲求改进，非发展实业不可。然关税权在外人掌握，中国人之实业，在国内且不能与外人竞争，遑云国际。在此种状况之下，而言发展实业，无异絷人之手足，而与之言体操。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中国今日非解脱外力之束缚，则百事皆无可言。故我欲为内政修明，下一解释：凡能明了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而力求自拔者，始可为贤明之政治家。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终于无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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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极弱之中国，而冒昧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说，得毋触各国之忌，而被以布尔萨维克（日人译过激主义）之罪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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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之必要手段，与所谓过激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暹罗、土耳其皆尝于此努力，亦皆得有所成就，安得遽以布尔萨维克之名词相加。至于触各国之忌，固意中事，然亦未必尽然。证之此次中山先生在神户演讲，要求日本国民援助中国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得日本国民之同情。可知今日无论何国家，其国民皆有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派，不能听帝国主义者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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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以视为孙中山政治宣言的正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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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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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一贯言行及其身边人士的说法，大体显现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意涵其实并不难懂，之所以出现取向各异的各种解释和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相关各方就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加以说明推测，使得本来不太复杂的文本出现多种可能的指向，后来的研究者又没有充分注意材料出处的具体时空人事背景，将不同的说法等同于全部或部分的事实，没有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导致罗生门现象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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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及绕道访日，搅动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局势，引起各方面相歧相异甚至相左相悖的反应，各方势力以各自的立场、利益为出发点，加以报道评论，各种揣测、推断甚至谣言纷至沓来。必须将所有材料与事实呈现，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不能轻率简单地加以判断，以免武断或片面偏颇。当时人的认识不等于事实，当事人的真实说法也不过一面之词。惟有远近高低，四面看山，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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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刊载长篇报道《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该报与陈炯明的关系紧密，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形了解较多，大体从负面囊括了围绕孙中山访日出现的各种信息，最能体现这种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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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此次北上，间道赴日本，在孙氏本身之自信希望固甚大，然究其实在原因若何，不特外间知者甚鲜，即孙氏自身亦如堕五里雾中。兹得外交方面消息，闻系关于段祺瑞未入京执政以前，段口口声声关于北京政局，须俟孙文北来与商，故孙氏党徒，大唱北上建国，大总统一席，非孙莫属。讵根据事实，孙氏治粤两年，尚不能得乡人欢迎，而北方与孙文无历史上之关系，孙北上然后进行一切，虽三尺之童，亦必不相信。当孙抵沪时，有人在孙前讽称某国欢迎孙氏赴日，关于大借欵，当能予以援助，孙因此马上就要跑到扶桑三岛，其实京事尚部署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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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未入京以前，某国方面，闻孙文不召而来，抵上海后，若任从他到津，参加天津会议，彼素来长于破坏，到会必致捣乱，孰若设计使他避席赴日，俾段从容入京，办理近畿善后，较为直捷了当。故孙文朝由沪下船赴日，段即夕由津入京执政，此中大有机窍。彼背后牵线配置剧本角式的能手，恐著名编剧大家葛莱夫氏，亦居其后也。孙文抵神户，即接电报谓段祺瑞已抵京，冯玉祥辞职出洋，孙文即知上了他人的当，遂不得已通电贺段入京执政，以自行掩饰。至所谓某国人欢迎孙到日京商量借款一事，不特是水月镜花，即连影子都绝无所见。孙文抵神户，又不特不得日政府欢迎，并加派警察严重监视其行动，名为在孙文身边警戒，实则不欲孙文及其党徒居留日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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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日香港日文报接到东京廿七日电云：孙文抵神户后，留日中国人对孙颇多反感，日本警察因在孙身旁严重警戒。廿八日孙文召人听演讲，演题为“大亚细亚”云云。按日本人对孙有两种感想：（一）孙文之赤化思想，不利于日政府；（二）留日华侨，深虑一般青年人受孙文之催眠术，万一对日本发生恶感，大不利于华侨。日政府根据以上两种原因，故对于孙文抵日，不敢以中国官礼待之，只视孙为无责任的平民游日，孙因此大为不满，骂李烈钧受某国人愚弄，诱孙来日，不得已要其通电称孙文在神户大演说，听者五千人等语，以表示日人对孙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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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广州某外报亦云：孙文抵日本后，行动如何，政府当事者，并无电报消息，日人在粤，甚为遗憾云云。查日人对孙向有可远不可近之语，孙此次乘“春洋丸”赴沪，购一等位搭客为之减少，因恐有意外也。某外报因又有《损一船》之一段新闻纪载，谓孙文乘“春洋丸”赴沪，该船长非常危惧，预备牺牲此一船云若何，即此均足见日人对孙之感想若何。孙今日在神户，大为扫兴，故有匆匆赴津之说，将来抵津入京，恐亦无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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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上述，可知孙以六十老衰，仆仆长途，仍不外供人傀儡。记者请更简直言之，此次奉直战争，背后实皆有外人为之扯线，即就奉方面论，其背后扯线人即为张作霖向受支配之某国，此次段张合作，即某国人撮合之力居多。日前某通信社东京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画，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电：“昨日上院议员，曾往访□国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面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属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钜，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此虽段氏未入京以前情形，然段所以徘徊瞻顾之原因，及奉张进兵近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均已明白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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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孙党亦自有其作战计划，盖孙党现分旧国民党系与共产系之二派，该二派欲利用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派之新势力拥孙文上场，其基本观念虽同，然实际上亦同中有异。旧国民党派欲利用冯玉祥势力以制张、段，举孙为大总统，实行所谓建国方略，但对张、段仍取妥协主义，不主根本推翻，其最低限度，即打销张、段对孙之有力反动。日前迭派张继、徐谦入京，及孙科之逗留天津，即同向此一路活动。共产派则欲乘此制造机会，实行宣布共产。日前王正廷忽于百忙中提起中俄会议，闻即别有作用。又日前某通讯社谓：“有人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谋在中国设立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此中草蛇灰线，尤足注意。按《向导》周报（陈独秀办）第九十一期《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篇有云：“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指孙氏）应俟体察情形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斗而入于明争之期，奉张拨十万大军进驻津浦一带以后，凶焰万丈，目无余子，势危力孤的冯玉祥派为势所迫，主张略趋新异，（该报附注：如欢迎中山处置清室委员制等）已为段、张不喜，冯在中枢之地位，业已发生问题，此后冯、张是否决裂，而至于再战，尚不可知□云云。即此足见孙氏之入京与否，实与冯玉祥一派有密切关系，而孙党欲利用冯派之一致心理，亦已曲曲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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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抵沪后何以又忽赴日，此层上文已约略言之，盖孙党知段、张结合，其枢纽在某国人，尤于大借债有关，故怂恿孙往一行。孙在粤时逆料将来无论何人收拾时局，皆须首先解决钱的问题，即首先解决债的问题，故特派李烈钧赴日有所运动，亦实早下此一着棋，意以为经孙亲自出马，掉三寸不朽舌，为有力的宣传，当必大有可观。初不料扯线于其后者（某国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任你打一百个大筋斗，终跳不出圈套去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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