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9288
1702879289
[71]《外人对中山北来无意识之恐慌》，《京报》1924年12月4日，第二版，“内政要闻”。
1702879290
1702879291
[72]《东报之孙中山入京观》，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四版，“要闻”。
1702879292
1702879293
[73]《孙中山入京及其欢迎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7日，第二版，“社论”。
1702879294
1702879295
[74]《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0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1702879296
1702879297
[75]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6—247页。
1702879298
1702879299
[7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 514页。
1702879300
1702879301
[77]《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1702879302
1702879303
[78]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1702879304
1702879305
[79]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1702879306
1702879307
[80]《中山来京后将游欧美》，《京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内政要闻”。
1702879308
1702879309
[81]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1702879310
1702879311
[82]《民报》第3期，1906年4月。
1702879312
1702879313
1702879314
1702879315
1702879317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1702879318
1702879319
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1]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1702879320
1702879322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1702879323
1702879324
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对内部割据纷争、外部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立的革命倾向与崇尚个性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平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坚韧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3]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1702879325
1702879326
1936年夏，华北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进行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能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抵抗强敌之准备。
1702879327
1702879328
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1702879329
1702879330
中央拟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倘荷同意，即将公事与办法寄上，并酌定经费。此事兄任颇宜，时间亦不甚费，乞勿却。[4]
1702879331
1702879332
顾颉刚与朱家骅均出身北京大学，1920年代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得到主持校务的后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声望已高，并勇于任事。“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担任宣传干事，以出版大鼓书词对民众进行宣传，并成立了三户书社。后因抗日会无力资助，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求援，并应后者要求于1933年10月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脱离燕京大学抗日会而独立，宗旨也有所调整，“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该社面向民众的宣传活动渐渐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为社中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欲将其封禁。为此，顾颉刚于1936年1月带了该社的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求援，后者表示支持，并乘机动员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氏为了社务，只得同意，风波遂告平息。[5]
1702879333
1702879334
由于此前这些因缘，顾颉刚接到朱家骅来电，当即复电允诺。朱家骅遂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磋商，决定拨款经常研究费每月5000元，开办费1500元，请顾颉刚在北平筹办新闻事业。7月3日，顾颉刚与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见朱家骅、叶楚伧，商议通俗读物工作，并作通俗读物计划书，拟定下年度下层工作计划。通俗读物编刊社由顾颉刚、徐炳昶任正副社长，王守真任总编辑并主持日常工作，赵纪彬任编辑，李一非任总务主任，疏通好外部关系后，社务发展顺利，一年之内工作人员增至40人。[6]
1702879335
1702879336
对于朱家骅要求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的委托，顾颉刚的计划是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组织，具体实施。10月5日、7日，顾颉刚两度致函朱家骅并报告工作进展：已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二种期刊，编印丛书如通俗剧本、鼓词唱本，旨在启迪民智，宣扬爱国思想。此外还印刷连环图画，与山东省教育厅合作，编印《求生之路》月刊，与《晨报》合作，在该报发刊“生活与教育”，并调查培训北平市的评书和鼓词艺人，希望深入民间，广事宣传。
1702879337
[
上一页 ]
[ :1.7028792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