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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节看，朱家骅与顾颉刚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图。在顾颉刚一方，将组织改名、独立以及个人加入国民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就是能够继续坚持其民众动员和抗日宣传活动。接受朱家骅的委托，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无非是通俗读物编刊社既定活动的延续，并没有新的规划。只是这样一来，通俗读物编刊社无形中被纳入国民党的组织轨道，至少相当程度上要受到国民党的组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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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家骅一方，关于此事原委，朱家骅档案所藏《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的编纂者主要从对日方面立论，强调“激发爱国情绪”，“唤起民族意识”，其实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单纯。该文称由朱家骅推荐顾颉刚在北平举办新闻事业，但据前引朱家骅的电报，派人主持其事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旨意。其时朱家骅刚好因汪精卫内阁辞职而失去交通部长的职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7]根据相关资料，可能的情形是，动议应为叶楚伧，选择顾颉刚则由朱家骅提议。而主要目的，决不单单在于对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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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和叶楚伧看过顾颉刚的来函及工作报告，对其进展成绩甚为满意，10月12日，朱家骅复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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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君事，据云伊为联络《世界日报》起见，曾与谈起对于北平教育之沟通与青年思想之问题，拟请兄与孟真兄稍为帮忙，并未提及经费。或请迳函孑公，设法补救。此事弟处甚为秘密，从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会计主任，亦仅办领款汇款等手续，未知其他底蕴，并祈严守秘密为荷。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入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闻河北省内有天主教徒七十万之众，为该教在中国势力最钜之区，宜设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观念，效忠国家。廿九军士兵颇具国家观念，应设法更增强之；对宋及其他高级将领，亦须妥为联络，促其拥护中央，使知统一与救国关系。以上各点，均关重要，至祈随时注意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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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是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国民党中央注意与北平教育界之沟通及青年思想之问题，重要的考虑，是随时纠正左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进入正轨，以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此意的背景当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其二，宣传的重心，是强调统一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效忠国家，增强国家观念，无疑包含具有民族观念，更重要的则是拥护党国一体的中央。其三，此时朱家骅的正式职务虽然是“中研院”总干事，资助的领款汇款等手续也由该院的行政部门经手，但这既非该院的管辖范围，也不是朱家骅的个人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始终介入，其间朱家骅又一度兼代该秘书长之职，[8]则应视为国民党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军队的士兵和将领也是工作的对象，则颇有为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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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颉刚14日即来函报告北平人士对事变的态度，对于张学良的“不顾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胜伤痛”。据称北平同人主张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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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勿遽讨伐，俾蒋介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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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望中枢充实，即使蒋不能遽复自由，亦可维护国家之统一，并照蒋原定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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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绥远战事仍须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变，致懈军心，且表示政府彻底抗敌之决心，藉以间执任意批评者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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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北地方当局环境不同，因之态度未能一致，政府应竭力消除隔阂，俾其能彻底拥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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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于19日复函表示，西安事变影响国家民族前途极大，北平人士主张的前两点，“须于坚决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则特增危险，国家前途，亦将不堪设想。后两点原系中央一贯之政策，日来中央态度极为明显，决不因西安事变而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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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朱家骅已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暂时仍兼“中研院”总干事，所以他一面对通俗读物社的各种刊物风行一时表示大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办理，下次到京，当再与叶先生切商之”。并且特别强调：“此次‘张逆’叛变，受人民阵线活动之影响亦多，此辈邪说，北方所闻较多。年来‘赤匪之祸’，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已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人口减少八百余万，全国当在二千万人以上，此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别注意，严加驳斥，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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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专门叮嘱顾颉刚注意反共一节，除了贯彻主持指导平津新闻行动的初衷以及西安事变的前车之鉴，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顾颉刚。因为顾氏的抗日宣传和民众动员等活动，在得到中央党部的资助后大有起色，在朱家骅本人眼中以及事实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某些国民党要人尤其是与朱家骅明争暗斗的CC派二陈兄弟看来，却显然是偏离了轨道。中央党部接获的控告呈文达数十起之多，指责顾颉刚接近冀察当局，所编《大众知识》，用红色封面，内容杂左倾言论。朱家骅和叶楚伧对此也颇感棘手，难以处置，遂由中央党部函达顾颉刚，嘱其申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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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具体了解顾颉刚工作的实况，朱家骅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骅致函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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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起，除即分电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义，扩大宣传，以领导青年外，并以平津关系特别重要，再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兄北上，因顾颉刚兄主办之通俗读物有《大众知识》期刊一种，其名称与封面颜色，弟早觉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严防为左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与颉刚兄再言之。顷得傅兄来函及颉刚兄托其带来函各一件，另纸抄奉詧阅。[9]就此推勘，颉刚究属文人，容易受欺，心尚无他，除电约其南来详谈外，复函请楚伧先生从速选派妥人前往辅助，因此公疏于防范，不得不有人帮忙。前曾迭陈楚伧先生，伊已有意派朱云光兄，顷又函请楚公即派朱前往。论颉刚学术及品格，确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维护，妥为任使，国家必可有相当收获。傅、顾两函述北方情形，殊关重要，拟请于便中将两函及弟之处理经过转陈委座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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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知识》的实际主持人为吴世昌，编辑有连士升、郑侃嬨、杨缤、张秀亚等。1937年1月8日，顾颉刚遵照朱家骅的指示，亲自前往南京将出版物交有关部门审查，并进行申辩。12日，顾颉刚再度致函朱家骅解释一切：自去年遵嘱从事北方活动以来，已造成一种势力，学生及民众竭诚表示爱慕之忱，而攻击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对宋哲元颇无好感，误会联络冀察当局使之勿脱离中央为顾氏个人活动，流言交集，一方面《大众知识》编辑人急于吸收青年，杂有左倾之语，无以自解。并拟具将来工作方针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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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九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抗日意识至浓，故通俗读物社所编抗日唱本能在该军内推行，此实造成精神防线之唯一机会，不应放过。此后拟减少与冀察当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点上往来，因读物销入军队，非得长官谅解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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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刊物方面，已切嘱编辑人郑重登载，《大众知识》之红色封面已更换，编辑人员亦当改组。撰稿者拟改以各校法学院教授为主体，而将青年作品减少，确保此后不再有左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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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少与青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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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央方面，应多事联络，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拟一一与之识面，有疑难事，与之商量，一切工作，俱与公开；对中央之报告，每周发一次；中央对其工作如有意见，祈随时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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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顾颉刚的解释和拟定的改进意见，朱家骅表示满意，希望其实行第四项，令一切传言，不攻自破；严密注意第二项，“确遵主义，不涉其他思想，则接近青年，实属必要。青年为国家基干，导之于正，党国前途，得以利赖。中央所期望于学术界诸先进，关于此点，实较授与其他知识技能为尤切也。至与冀察当局往来，初非招谤之原因，要点只在误会左倾耳。弟与楚伧先生同感困难，亦在此点”。并要顾颉刚“有暇莅杭一谈”。此事的交涉清楚地显示，在对日准备及争取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的权衡考量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左倾争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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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青年普遍左倾，且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导入拥护中央的正轨来激发民族意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南辕北辙。顾颉刚的宣传鼓动工作短期内收效显著，重要原因正是顺应了左倾青年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进步倾向。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无法二者兼得时，宁可因噎废食。据说“此事经各方磋商，佥主暂时结束，由中央党部函达顾氏，停发工作经费”。这与朱家骅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前后决策如此反复，很可能是因为惊动了最高当局，由最高领袖作出与主其事者不同的决断，而后者只能奉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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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相当不满，于2月4日致函朱家骅，表示惋惜之外，请求补发积欠的工作经费。若党部不能即发，祈暂由中央研究院垫付。这一要求，让已经离开中研院的朱家骅多少有些难堪，他于2月6日复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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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作费事，前接中执会财务处来函，要求更换正式收据，已复请迳行接洽，届时正式收据送来时，即将中研院所出者注销。请即与王毅侯先生接洽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经费，楚伧先生既经允发，当可即寄。顷又致函催讯，请其早予拨给。前王毅侯先生言，当党部于归还垫款时，曾向伊声明，此款已停，故此时纵再嘱拨垫，恐伊亦未必照办也。总之，此事结果如是，殊为可惜，实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难，方寸至为不安，负兄实甚，殊觉无颜以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而已。北平各国立大学，年来主持正义，领导宣传，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奋斗，更属得力。惟燕京以环境特殊，致兄之处境，较梦麟、适之诸先生，困难尤甚，自属实情。为执事素抱热忱，且精力弥漫，夙夜匪懈，仍盼与教育界诸同仁同心协力，在共同主义之下，为中央继续努力，以应付华北之危局，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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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虽然终止，毕竟有违朱家骅的本意，因此，朱家骅与顾颉刚乃至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于西北西南各省，除继续编辑抗战读物、绘制抗战画册外，与全国文协合办通俗文艺讲习会两期，还组织了本社巡行工作团，演唱本社新词，并参加后方勤务政治部工作，担任伤兵民众宣传与教育工作等。然而，自迁到重庆后，因教育部补助数目过小，印刷困难，经费支绌，所有编成的抗战读物画册150余种，先后交由合作机关印行，运送到渝者寥寥。为此，1939年1月6日，该社研究部主任赵纪彬持顾颉刚函前往拜会朱家骅，以后者“扶植本社历有年所”而寻求支持，因朱家骅外出，未能见面。次日，该社又专函报告社务近况。朱家骅乃另行约期与赵会晤。[10]此后，在宣传和争取文教界方面，朱家骅对顾颉刚仍然有所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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