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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北文教协会，平为总会，津系分会，平津以沈为主任委员，高挺秀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张怀为委员，以青建学社及亭林学社作该会之外围组织，每社约纯洁之会员五六十人，青建学社由高负责，亭林学社由祝福祥负责，更办有小学二处，工作颇活跃。津会先由赵伯陶任主委，因赵与王臾青及沈同志均有相当交谊，工作联系颇佳。自由贺翊新负责后，沈同志为自身安全计，在技术方面不愿与津文协再生联系，同时津会及教部工作人员均思把持华北文协会，而要求加入，并流言钧座只认私人而不认组织之蜚语。恳钧座分别指示，责以事有专责，不得干涉攫夺。华北文协之事，令其自行向外发展，免去内部磨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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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同志决免去横的关系，愿直接受钧座之领导，以免自身发生危险，有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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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文协之经费原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现为秘密计，请各别分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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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协之预决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为三千元，俾便贴补平市之贫苦学生，而求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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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国币在华北跌价尤甚，贴水事亦恳钧座担负此项损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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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接报，认为“华北文协工作，北平较天津为重要”，将天津分会预算减为每月一千元，北平则加到2500元。[39]并且不顾天津方面的不满和中央财政的困难，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可见其对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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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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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调整，华北文教协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平津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关系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则仍然未得到适当处理。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改组，英千里等人因为要改就党部书记，退出文协，北平文协总会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为此，高挺秀亲自潜赴重庆当面汇报，沈兼士则致函朱家骅，并提出会务报告，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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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市改组，耿、英两君之新任务，因津方传播，此间局外人已有所闻，而各同人探询消息。褚君顷与弟等商酌再四，觉处此艰危环境，原来之行医计划，非变更不可。现正设法另立社会基础，俟成功后，即当进行一切。……再英君前请尊处电津，宣布彼已辞职，藉获掩护，乞速饬办。董洗凡君经弟邀请，已允加入本会工作，化名丁伯强，拟请予以文委名义，俾便合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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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同意沈兼士所请各项，并批示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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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务请设法大规模扩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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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朱家骅再度致电沈兼士和褚成猷，强调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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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市为昔日文化中心，沦陷以还，学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间，敌伪注意诱胁，不遗余力，浸渐移变，不无可虑。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现任或曾任各级学校教员及毕业肄业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系及如何发挥其力量，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正有待于诸君子之继续筹划进行，北望燕云，神与俱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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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连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励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于短期内有大动作。由于未见北平文协即时回复，4月25日，朱家骅再发一电，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协会在沈兼士的领导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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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为加强工作起见，拟在平出版文史杂志或文艺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华北文坛，隐约之间，灌输民族意识，暗示本党主义，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与优秀学生之稿件。拟请兄负责筹备，拟就预算，即行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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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办刊物的方式影响战时文教界学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开始。一年前，在上海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视导学校党务、“网罗人才，补助生活于学术商榷”[42]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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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夕考虑推进工作问题，深觉在此间推进党务，既不能公开活动，而文教界中人又非仅口舌讨论或酒食酬应所能摇动，或改变其立场，加以此间文教专家亦不尽均在各校任事，联络更难普遍。故愚以为谋党务之发展，莫先于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联系。而精神之联系方法固多，然莫要于学术问题之讨论。而以创刊一种标准较高，内容较富之月刊为其主要之重心。在专家方面，既得有发表研究心得之机会，又复可藉优厚之稿费，以补助其艰困之生活。而在主办人方面，亦可收联络感情、网罗各科专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标准甚高，亦大足贡献于吾国学术之进步，间接并可转移全国学者及青年学子之趋向。吾党如欲在文教界谋长足之进步，似以印行有价值之刊物为目前要图之一。近代《财政评论》之印行在学术界颇占地位，隐然成为吾国财政学界之重镇，即其明验。以往吾党亦常花巨大之经费印行各种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盖主持者过重于宣传，与研究学术异趣，故不为时贤所重。且因初无永久计画，往往虎头蛇尾，所谓乘兴而来，兴尽即返也。此外，并因内容文字多属空洞无物之作品，无法引起青年之兴趣，更无望获得国人之高重。吾人若果发行刊物，必尽力矫正以往之缺点，为吾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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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以往主办销量达五万份的《教育杂志》的经验，何炳松提议创办《中国学报》月刊，取其范围较广，“且暗示党国主办之意”；以社会科学为主；每期20万字；编辑7—9人，以住在上海者为限，特约编辑100—120人，延聘国内各科专家担任，每期版权页上全体列名，以示负责而资号召。如此，“将来学校党务之推进，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3]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骅，告以“伪方近已出有一种专门研究学术之月刊，表面上不谈政治，想藉以引诱各科专家代为撰稿，稿费闻极优厚”。有鉴于此，他认为办刊一事更有考虑价值，并拟请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三人为名誉编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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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接到何炳松的来函，于6月3日转告大意于叶楚伧，并表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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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建议如能推行著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罗人力之本旨，且于研究学术之中推行党务，可使国内优秀分子悉心内向，无异充实本党之力量，兼能为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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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伧对于办刊一事深表赞同，但鉴于国民党中央的财务窘况，无法拨款，宣传部方面亦有困难，希望与教育部陈立夫协商解决。[45]朱家骅与陈立夫颇有过节，自然不愿自讨没趣，仍然坚持向叶楚伧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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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之发行，事关主义之阐扬，以与异党斗争，在今日之上海，实属特别需要。得柏丞兄主持，当必有成绩可期。最好能在战地经费节余项下指拨一款，较为妥善，且得以从速进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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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家骅的努力之下，款项终于得到落实。由于1940年度的战区经费预算已经分配无余，不能按月拨款，遂在1939年度该项经费节余项下一次性拨款4万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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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实际创办时，正式定名为《学林》，“出版以来，颇得国内专家之合作，与青年读者之欢迎”。坚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请求继续拨款两万，否则结束。因为据说“内地同志中对此事颇有微词”，“为避免误会计，似以早日告一段落为佳也。他日交通较便，时局较定时再行续办，确足谋联络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学术研究之兴趣也。唯自《学林》印行以来，国内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庆诸地均有授稿人），确获得不少生活上之补助。如予停刊，似宜别求简便救济之办法”。何炳松的提议是：每月筹一两万元的款，收购国内专家之专著，俟时局大定后为之印行，似亦网罗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还通过朱家骅获得特别讲座津贴两万余元，设立学术讲座，延聘滞留上海的学者。新的学年将至，他希望继续获得资助，即使款项减半，“亦勉可补助一部分值得优礼之贤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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