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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后方的文教界人士对于羁留孤岛的国立大学不及早内迁啧有烦言，以为在此任事者为苟且偷安之辈。实则何炳松等人每学期都呈文要求内迁，而教育部鉴于在孤岛的其他国立机关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只有国立院校尚在埋头挣扎，要求其坚守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对内地同行的误解，尽管对于办刊物和学术讲座何炳松都作了结束的准备，他还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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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林》与讲座两事实行以来，本党在此间文教界之信誉似颇有所增进，将来公开整理学校党务时，必可较能顺利进行。盖精神上既获得联络，则形式上将不成问题也。唯以往本党行事，每每举棋不定，随作随辍。不特旁观者为之失望，即身负工作之责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见有应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为如《学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势不变，并宜扩大积极进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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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何炳松要求内迁以及结束已经展开的工作，只是迫于大后方同行的压力，他本人所希望的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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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办刊、讲座等方式资助和争取文教界人士及青年，以便在艰难困苦的战时状态下保持政府和中央的影响力，在大后方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在重庆创办一份文史半月刊，发表学术论文，“以左右一时风气”。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再次想起顾颉刚，商得叶楚伧同意，拟聘顾到重庆主持其事，每月给予经费五千元。[50]开始顾颉刚以夫妇二人身体欠佳、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法脱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为由，要求延迟半年再说。[51]后因朱家骅一再坚持，顾颉刚又与萧一山商议，“中国各种学术俱有学会，惟史学会尚付阙如，拟即着手组织，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后援”。遂请朱家骅予以协助，同时办刊之事希望能在成都进行编辑事务，以利用当地人才集中以及图书丰富之便。[52]朱家骅对于组织史学会以作文史半月刊后援一事深表赞同，力助其成；而编辑地点，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党部主办，则坚持要顾颉刚“常川驻渝，襄助一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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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顾颉刚果然到重庆主办《文史》，先任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伧），再接任主编。社中职员先后有杨效曾、吴锡泽、顾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所遭遇的类似麻烦，1942年2月，有党务人员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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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党吴锡泽等，竟利用《文史》杂志社为掩护机关，建立组织。该吴虽身为《文史》社编辑，近乘该社社长顾颉刚先生离渝期间，大肆活动，往返于沙磁路上（该社现在柏溪），匆忙异常，所作何事，自不难明了。请再派人彻查，速作断然处置，以免患生肘腋。闻《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党利用，殊觉痛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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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明，吴锡泽系“被人诬告为跨党分子，经先生（案即朱家骅）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职，以资洗刷。当于四月中到部”[55]。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以该杂志无关于主义宣传，加上战时财政困难，物价飞涨，一直不能足额支持，仅靠顾颉刚个人苦撑，根本起不到预期的作用，1944年4月，国民党党政考核会即拟停发经费。勉强熬到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最终停止财政支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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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重庆办刊的成效，令朱家骅等人对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对于中央的提议和再三催促，迟迟没有反应。1941年6月3日，朱家骅复电北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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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化工作，应积极进行，全力以赴。请办刊物二种，已详前电，希即照办。提倡民族思想，暗示党义，转移文风，创造新精神，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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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朱家骅再请秘书室沙孟海发电北平方面催问，并于6月9日致电天津转沈兼士，“盼将筹办详情电示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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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接二连三地催促，显然是担心北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实际上，北平文教协会一直在从事相关活动。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了新的工作概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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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事：增聘委员二人，丁伯强主持敌伪内线及交通工作，景鲁生主持乡镇教育救济及培植抗敌师资等工作；更换工作员一人，应灵另就他业，改派庄友霖补充。活动学术团体均有进展。（一）中国语整会会员增加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刊有讲演集。（二）中小教员会联络同志多人，作种种调查及准备，并拟办夏令师资讲习会。（三）文艺社原办刊物，继续发行，文艺刊物已出七期，约八百份，编辑人七名，综合刊物已出十五期，约千余份，编辑人十一名。青年团体：（一）清俭学社年来损失甚重，现拟暂维现状，徐谋开展，详情请葛同志面陈。（二）亭林学社，除联络三大学同志外，现更联络中学教员，组织团体，资助计划外围同志赴渝服务。”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后陆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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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机关：（一）北京高校仍为掩护办公及集合同志机关。（二）乡村小学为乡教中轴及同志避难机关。（三）驻沪联络处仍由王佩斋主持。（四）天津新设交通站。（五）小学中轴现已树立，中学中轴正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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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辅助救济：（一）资助同志及外围同志数人赴渝。（二）馈贻在渝同志及外围忠贞同志家属子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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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推算，北平方面撰写工作报告时，6月9日朱家骅托天津转达的电报或许尚未收到，而6月7日直接致电北平的电报则应当收到，依常理，即使来不及重写或改写，至少可以有所补充。至于6月3日的电报，不仅应当收到，而且完全有时间作出回应。可是沈兼士的工作报告对于朱家骅特别叮嘱的创办文史杂志一事，却似乎茫然无知，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总之，朱家骅没有得到殷殷期盼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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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渝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北平方面终于正面回复，沈兼士等人的来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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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及普通刊物，均须经敌伪注册，始克发行。刻正觅取路线，一候获得认许，即行拟具预算及计划，电请核夺。兹为充实人才，促进会务，拟增李霁野君，化名朱耀祖，为本会委员。李君专攻文学，曾充津女师院英文系主任，现为辅大教授，此次参加本会，拟出任以出版之计划及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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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看过来电，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立即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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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速筹办。现上海有何柏丞兄主办之《学林》，此间则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顾颉刚兄接办，渝沪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联系，提倡民族复兴，阐扬本党主义，转移文风，纠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国之基础，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殊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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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7月2日复电北平，希望能于最短期内实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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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北平文教协会拟就《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办法》。[59]按照这一办法，沦陷区忠贞之文教学者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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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既富有国家民族意识，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参加本党或同情本党者，一类是虽富有国家民族意识，而对于本党与异党持骑墙态度，或对本党持怀疑观念者。前项学者已由华北文协取得联系，参加工作，或正在设法联系，后项学者则因须保持文协机密，拟不请其参加文协工作，而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之，由增加其与中央之关系逐渐劝变其思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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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社由纯正学者主持，国民党“应派一与学术界接近之忠实同志参加社中，巧妙运用学术思想之探讨研究，逐渐使与文史有关之学者信仰本党主义，成为本党忠实同志”。同时聘请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为该社特约编辑，以北平文协总会为介引联转机构。文史杂志社对所聘特约编辑可由北平文协转达意示，所有应聘特约编辑，如对文史有所贡献，可由北平文协设法转来。特约编辑为无给职，如对学术或抗建工作确有贡献，而生活确极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济金，由北平文协转送。文史杂志托商务印书馆每期寄往平津分馆代售，并电令平津文协于书到时购买若干份，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以广传布而暗系人心”。拟聘为特约编辑的有原俄文法专校校长王之相，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王桐龄等。不过，从目前的相关资料看，该杂志可能并未实际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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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北平形势日见险恶。先是英千里被人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个月，后来据说又有人在敌伪报纸上发表消息，宣称听闻沈兼士将办一国学刊物，李霁野将办一新文学刊物，收登社会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丰，经费据云系有固定来源。此举等于是变相向敌伪告密。[60]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沈兼士突然来电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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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环境日恶，敌方传将不利于弟，马君被逮后，已虞牵累，加之辅大经费告竭，敌伪乘虚侵入，将成事实。弟唯有先机出走。现拟协同文协总干事苏民赴渝，面陈一切，并报告各项工作及将来计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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