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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对此感到有些意外，复电表示：“北方电讯阻绝已有数月，日内甫通。兄来渝甚好。辅大经费中央决可补助，在美捐款亦当设法使转渝寄平。敌伪借此企图侵入，仍希设法力拒为盼。”言辞之间，显然很不情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沦陷区组织联络系统。“兄来渝甚好”一句，原来底稿为“自无不可”，后来大概觉得不宜太过阻拦，才有所松动。即使如此，通观全电，不甘就此放弃的难以割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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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朱家骅再电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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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大款事已电宋、胡两兄代收汇渝转平，中央补助款可即汇发。北方工作因电台及其他关系窒碍丛生，又来电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实况，使各同志增加困难。顷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像已明，决彻底整顿，由部另设电台，布置交通网，妥觅汇兑路线，务实工作得以加强，诸同志亦可安心服务。过去工作技术不够，危险至多，此后必须避免横的联系，化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兄全权办理，密作党部外围，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已嘱徐敬仁兄切实遵照。渠即将启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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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庆方面的体谅，加之工作方式有所改进，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沈兼士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单、敌宪即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兼士才微服离平，潜往后方。是月30日，日军宪兵果然实施逮捕，沈兼士幸免于难。此后，华北文教协会其他成员继续坚持活动。据说最盛时会员达数百人，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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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1日、21日，北平的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负责人及成员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入狱。[64]遭此重创，华北文教协会遂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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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动的成败得失，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主观立意与具体做法均不无可议之处。面对外来强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仍然坚持以中央统一和本党主义为基准，至少难辞狭隘之责。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离轨道。对外如此，内部亦然。国民党内派系众多，尽管当事人公开否认，实际上不仅存在，而且盘根错节，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与执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骅与二陈，轮流执掌组织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脉，互相拆台，北平尤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暗地的角力从战前一直持续到战后。[65]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设有不少秘密机关，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两地的党部，即一直无法协调，加上敌后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训练，组织、联络等方面屡屡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使得华北文教协会险象环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败，令沈兼士等人的长期努力付诸东流。滞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于生活和时势，不免动摇依附。战后国民政府在处分北平伪文教机构及其人员时采取强硬政策，固然义正词严，追根溯源，自身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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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依然保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人士对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北平的政治局势，试图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先后通过顾颉刚、沈兼士等著名学者，以创办刊物、组织秘密团体等形式，宣扬该党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争取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防止敌伪威胁利诱，避免左倾。大敌当前，不能集中精力，一致对外，加上内部各种派系和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且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致使北平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反而加剧了文教界人士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乃至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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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邵铭锽《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87—415页；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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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本章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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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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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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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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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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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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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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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时到京……我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实还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临时高兴，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侦探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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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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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山根幸夫：《近代日中関係の研究—対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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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等〔抄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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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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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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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东京，国民社1943年版，第229—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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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第247—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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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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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信益：《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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