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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来华教习与顾问。日本在华教育发端；中岛裁之主持下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中国“日本教习时代”的主要教习与顾问；契约内容与教学条件；语言障碍和用日语讲授；中日教育合作；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语教习；“日本教习时代”的新师范学堂；为何不是西洋人及基督教因素；并非“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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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翻译与近代术语。适应任务；教科书与百科全书；出版与商务印书馆；翻译者：新事物的掮客；近代术语：从日文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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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新政制度革命：新领导，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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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的教育改革：以日本为模范。培育“真才”；游历的特殊影响；同文与体用：稳健改革的路径；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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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与日本。留日军校学生；日本在华军事教官与顾问，日本军事模式；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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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的新式警察和监狱制度。中国的新式警察制度；警察的功能；留日警务学生；国内警察培训：川岛浪速与京师警务学堂（1901—1912）；袁世凯时期的直隶警政改革；“有名有实”；“组织转型”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京师警务学堂与比较研究；中国的新监狱制度；直隶个案；全国性改革与小河滋次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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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的法律、司法与宪政改革。中国的法律改革；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民法与松冈义正；商法与志田钾太郎；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国的立宪改革：来源与解释；走向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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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理解晚清革命；日本：失去的钥匙；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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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最具震撼力之处，当属作者着重阐明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正如出版介绍所说：“本书是对大多数关于世纪之交中国革命性转变的解释的有力挑战。作者认为，1911年的推翻清朝不及清政府自己的新政重要，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改革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所谓“黄金十年”，是指1898—1907年之间，中国以日本为楷模，按照日本的方式与步骤，全面进行近代化改革。日方不仅客观上提供了亚洲黄种人革新成功的范例，更给予大量的人力物力智力援助。其间中日双方虽然有过冲突摩擦，但主流却是相当协调与富有成果。从整个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看，这可以说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有日本学者称1895—1905年为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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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政革命”，是指1901—1910年以清政府为中心的知识与制度革命。作者指称：近代中国真正瓦解两千一百年帝制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不是1911年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革命，革命的英雄不是自我宣传的孙中山革命党，而是他们试图推翻的敌人清朝政府及其稳健官僚和士绅支持者。新政革命包括知识和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知识方面，中国精英层的语言和思想内容被改变，过程、结构甚至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也随之变化。制度方面，转变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政府组织、法律及制度，从建立已久的本土模式转到以外部模式为基础的新型制。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是使新政的知识与制度改革不再回头。新政革命及其成就，是后帝国时代的真正基石，在知识和制度上规定了迄今为止的发展路线。将1910年与1925年甚至今天中国人（无论大陆或台湾）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比较，基本呈现连续性。而与1898年以前相比，则完全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政并未失败，所达到的成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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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联系到具体的学术背景，更容易感受其冲击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是以革命为中心和归宿。1960年代后期，美国修正学派逐渐抬头，以后更形成气候，将革命党从历史主导位置上挤开，为展现立宪派士绅或新式士绅的活动开辟了空间。1970年代末开始，日本学者也努力纠正以往研究的偏向，注意以洋务派及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自己对革命路线的调整以及基本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一些海外学者更对革命的颂歌式解释产生怀疑，认为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甚至主要动力，转而对政府方面的稳健改革发生兴趣，并对这类改革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作用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这种倾向近年来也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其观点被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概括为“革命不如改良”。《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以下简称《新政》）一书虽然没有使用“如果革命不发生，改革的成就会怎样怎样”之类极易引起争议的推测性论述，却直截了当地指陈革命的实际英雄正是以往认识中的敌人，而革命党的作用只不过是肯定反动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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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政革命”还代表着一种长期倾向的新动态，“黄金十年”则主要是作者的发现，所以他用了“被忘却的”、“失落的”一类词汇，来形容这一段在他看来被曲解的历史。在中国海峡两岸、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主流学者中，将1895—1945年的中日关系史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与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黄金十年”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客观上的相安无事和互惠互利，而是包括了双方主观上的相互接纳甚至认同，即中国方面接受日方的同文宣传与体用经验，以日本为模式，模仿明治维新的方法步骤，并得到日方在许多领域的具体援助。日方则一方面有强盛东亚以抵抗欧美列强的需要，一方面想偿还长期以来从中国文明受惠的恩情债，对中国的新政给予了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帮助。其结果，新政取得的重大成就，速度上甚至超过明治维新。这一论点被质疑的普遍程度，恐怕比“新政革命”更为广泛。放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简直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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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两个概念产生形成的过程。任达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1870—1945）的研究，1976—1980年，曾在东京进行教研活动，那时主要是研究东亚同文会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受Jansen、实藤惠秀、王风岗、黄福庆、林明德等人著作的影响，从清末中日教育关系史入手，于1986年开始形成“黄金十年”的概念。此后，他先后到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从事为期两年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并出席各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和报告，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意见，了解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动态，逐步扩大完善了具体范围与内容。1989年回到美国后，经过与同事的认真讨论，形成“新政革命”的概念，相继发表了几篇论文，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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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的研究与交流过程中，作者相当全面地掌握了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因而在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与申论。他认为，许多人觉得，以日本侵略占支配地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没有重估价值。但事实上，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特别是1931—1945年侵华战争后政局变化的影响。人们不仅根本否定清末日本援华的动机，而且宁肯忘却由此所产生的实际成果。而对新政的贬低，更加剧了上述倾向。这种贬低来自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理论方面，对于革命的理解狭隘，颂扬革命而低估改革，向往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历史观，限制了学者认识以宁静的知识和制度变革为特征的新政革命。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革命的方式呈多样性，以非暴力不流血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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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方面，新政的主持者清政府最后以失败告终，没有人愿意研究失败者的历史；新政引起的社会转变涉及思想、文化、组织各方面，而人们只看到技术领域；晚清的历史经过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重新改造，以适应后来的政治需要；作为新政重要人物的袁世凯，后来成了民国的叛徒，他与新政的密切联系，使改革者及其支持者成为罪犯集团；加上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日本被看作极具侵略性的中国之大敌，其存在被忽视，也影响了对新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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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可以预计会引发不少争议，同时也发人深思。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学术会议上，我曾表述过如下意见：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日战争及战后政局变化的影响。这与本书作者的看法有某些吻合。只是不能像作者那样，断然肯定日本援助清末新政的真诚与尽心尽力。我的意思有两点，其一，力图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甲午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是争夺霸权；也努力想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甲午之战如果日本战败，战争性质对于中日双方是否会易位？其二，由此引出，甲午战后中日关系是否只存在一种前途或可能性？或者说已经注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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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限于条件和观念，中国学人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很难说已进入高深境界。就近代史而言，凡是外国对华言行，除少数例外，几乎一言以蔽之曰帝国主义侵略，而不问其立场、政见、党派、策略等等差异以及因时因地的变化。作为对敌斗争、对外宣传或爱国主义教育，似亦足矣。但作为学术研究，就只能闭门论道，无法拿出来交流，发挥真理是让大多数人信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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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和潜在可能，确有许多变数。遗憾的是，尽管双方不乏良好愿望之人，也做过切实努力，却未能避免战争的灾难，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一方，包括曾经帮助过中国新政的人，更有责任检讨其言行。作者长期研究东亚同文会，对于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宗旨与活动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也许最能体现中日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大陆浪人为骨干的该会成员，大都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尖兵的角色；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该会确有不少人怀有帮助中国的真诚愿望，在两国的摩擦冲突中，处于极端苦恼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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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者未能完全回答东京大学平野健太郎教授的评论，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当时来华的日本人，包括东亚同文会员、教习与顾问等，或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利益，或者以解放者的姿态颐指气使，希望按照日本的需求改造中国。当这种愿望不能满足时，许多人便转而支持日本政府或军部的侵略政策，而美其名曰帮助解放或代为革命，甚至一些曾经批评过大陆政策的人士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就以侵华为目的的间谍和野心家（如该书专门论及的川岛浪速）。直至今日，大和民族的这种国民性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负罪感的淡薄，大有重演历史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今后的发展趋势。上天捉弄人，将中日两国安排得如此利害相关，满世界恐怕只有欧洲的德、法关系略为近似。如果在相对和平中找不到协调之道，相互依存性越大，冲突的厄运就越难避免。这大概也是“黄金十年”留下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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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并且是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作者也一再批评以往研究的英雄史观，指陈新政知识革命的真正英雄是众多的无名之辈。而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正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在“黄金十年”概念的阐释中，作者恰恰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复杂性，把目光较多地停留在倡行新政的官绅身上，以他们的态度作为中国人对日本及其援华言行抱有好感的依据。的确，在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对日本的成就与战绩表示过赞赏、欣羡和钦佩，如孙中山。梁启超甚至自称原来对日本只有感激之意，全无戒备之心，直到反袁护国，才感到日本名为援华实则侵华的可怕可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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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流亡政治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公开言论，究竟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还须具体地仔细分析。此外，更有许多始终对日本保持高度警觉之士，特别是留日学生当中，怀有反日情绪者不乏其人，戴季陶即为突出一例。直到民初，他还指责拥袁与拥革两派日本人都旨在大乱中国，以图趁机取利。[2]学习了解日本，可谓之知日，不可谓之亲日。对于他们，“黄金十年”的概念是否显得过于浪漫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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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作者虽然指责此前研究者用后来观念反观历史，似乎同样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以战后中日两国发展的差距揣度历史。其实，不讲综合国力，就学生的都市生活指标而言，当时日本尚在中国之下，赴日留学所需的全部费用，连同旅费在内，比到京师、上海、广州等地上学还要便宜。所以清末留学生能够雇下女，逛花街，不时光顾东京有名的菜馆红叶馆和精养轩。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他作为新闻代表团成员访日，对日本火车上的设备之简陋十分惊讶，认为远不如中国，其优势只在日本自办。[3]在物质文明震撼人心的今天，留学生在无可奈何之下尚且难以滋生亲日感，何况当初？那时的留日学生，视留学生涯为个人黄金时代者，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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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国门的中国人是从传媒和来华日本人的实际表现中建立其日本形象的。到1912年，中国的日本侨民达到14万余人，超过各国在华侨民的总和。其中政府聘用的教习和顾问只占少数。他们的普遍表现，很难为黄金十年说增光添彩。戴季陶归国后，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日本侨民“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便用日语相骂。[4]蒋维乔也指责来华任教的小谷长尾不应将中国民众与政府等同视之，一概抹杀。[5]日俄战争日军获胜后，一些来华的日本教习举行庆贺，强迫中国学生共饮同欢，并殴打予以拒绝的学生，激起罢课退学风潮。[6]与欧美人士相比，日本人的同类言行更容易招来恶感。其中虽不免夹杂天朝上国鄙视岛国夷民的传统遗风，但主要还是日方的宣传与行为间反差太大。太平洋战争中，东南亚各国民众发现以“解放者”名义进驻的日本人比白人殖民者更加残酷，其感觉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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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无论黄金十年怎样断限，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势头不断加强，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夺取中国利权（如安奉铁路）的行径，已经逐渐激起了反日乃至抵制日货的浪潮。甲午战后中国人不仅要学习日本，更要阻遏日本的侵略，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与战胜。戴季陶等人一再指出，日本必然推行侵华大陆政策，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强敌。他们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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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与“二十一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相比，新政时期的确相对平静，双方在这种平静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和利益。但是，割断前后联系，不讲来龙去脉，只是凸现一定时期和谐的因素，所定概念及解释难免出现曲笔。后来的中日冲突，正是从清末的相对平静中发展出来的。中方未能获得维持平衡、抵抗侵略的实力，日方则积聚起打破平衡、进占中国乃至妄图称霸东亚与世界的野心。黄金十年说，可能与东亚同文会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吻合。可是，从该会成员后来的言行中，很少能够证明前此对华态度的虔诚，除非相信所谓恨铁不成钢的自欺欺人之谈。在今天，日本的许多援助善举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如期反应，这从日本的立场看觉得委屈，难以理解，但日方不应当认真反省个中原因吗？顺着东亚同文会类型的日本人的思维逻辑，来理解近代日本及中日关系，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很难令人信服。受前后联系的影响容易产生偏差，完全割断联系也会曲解历史，矫枉过正虽情有可宥，却不足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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