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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政革命”，由于作者使用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定义，涉及农业、商业、经济、知识、科学、技术、政治、社会、性别各方面，很难与以往仅适用于改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概念相比照。值得探讨的是两个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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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在各种革命中，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是否政治革命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像作者所论述的，在知识（包括思想、文化及媒介）与制度（包括组织、机构与制度）领域的革命，使中国社会的结构状态前后截然不同，与政治革命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为重要？新政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否如作者所断定的那样巨大，尚须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全书基本未涉及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信奉唯物史观的读者看来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暴力流血的政治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主张不断革命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被夸大，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是否不亚于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许历史研究本来就不应当纠缠于抽象争论轻重主次，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异常复杂，揭示与表述这种复杂性，才是史学的使命。否则，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规则，任何简单化的概括都难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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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二，新政革命的功绩是否仅仅归之于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或者说，新政革命的成就是否全由他们一手造成？作者在分析思想文化等方面时，曾经注意到这一点，将翻译及其所导致的思维表述变化，归功于众多的无名之辈。但他总体上却又将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看作新政革命的英雄。其实，清政府推行新政，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二是不得已而为之。戊戌政变后，所谓后党欲尽废新法，遭到实力派督抚的抵制和士绅的反抗。人们更把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大劫视为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当时中国的各种革新势力聚集于长江流域，联合民间武装，准备建立议会政府，实行全面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通过各枢臣疆吏传导上去，成为恢复新政的重要动力。从教育改革到立宪政治，清政府一步步被推着走，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并不情愿。时间已到20世纪，走近被全社会抛弃的临界点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它继续一成不变或只是稍加粉饰。作为社会领导的政府，不能说没有站在最顽固立场上坚决反对改革，就算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可以居功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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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朝野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包括革命党和保皇派政治宣传与活动的外部压力，很难设想清政府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改革，至少改革的进程不会以已经发生过的状态展开。例如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实施，不仅立法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在依据参照何种报律以及具体条文上不同派别反复争执，民间势力不断以言论施压，颁布实行后，在如何注册、审查、判案等实际运作和如何修订法律问题上，仍须经过冲突斗争。否则，当权者往往试图以新法之名，行旧律之实，或是条文革新而操作仍旧，换汤不换药。[7]而参与新政的许多趋新人士，未必是清政府的真心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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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各省督抚中主张改革的实力派，新政的实际进程也往往超出其预想。张之洞是对新政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刘坤一共同提出江楚会奏，成为新政复行的重要契机，又长期位居主持革新的要津。但他对于新政知识革命的重要内容，即借用明治维新后新汉语来表达新思维一事，始终深恶痛绝，早在1904年初便奏请禁止学生使用新名词，并对接触到的使用者白眼相加。[8]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也一直态度消极甚至公然反对。新政知识革命的许多成就，与其说出于主持者的推动，不如说是与之斗争的结果。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报馆，就长期在非法状态下顽强生长，并取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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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身的需要，清政府不乏革新愿望，却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权益流失，更不会牺牲一己私利去切实推行。除练兵、警政等项外，清政府对趋新事业的投资极为有限，教育、传媒等项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在这些领域，非官方成分均占三分之二以上，连革命党也积极参与。[9]更无须引证预备立宪最后产生皇族内阁怪胎的事实。可以说，否定新政，并不始于民国以后政局的变化，而是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使自己失去了社会成员中最后的支持者，令人感到新政立宪不过是其试图挽救灭亡命运玩弄的一场骗局。经历幻灭的大梦初醒者不是革命党，而是曾经真心相信和拥护政府革新的立宪派士绅，乃至希望通过新政宪政改善统治状况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么，还有谁会记得这种政府的功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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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社会发展与协调的中枢，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无力掌握量度、驾驭社会、与国民离心离德的政府，都不免自食其果，无论它有过多么辉煌的成就。这绝不是否认作者提出新政革命概念的价值，只是想说明，将新政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无疑又抹杀了其他力量的作用，而夸大了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与作者批评的观点相比，没有认识方法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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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能够熟练使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这使之对该课题的研究比较得心应手。平心而论，受民族情感、文化传统、语言工具甚至经济条件的制约，一般中国学者研究这类课题颇有难度。本书开列的20页征引书目，可见作者见闻之广与用力之深。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些成果资料，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形成概念。或许因为自己也做过于不可能处探寻可能的事，不能不十分佩服作者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力排众议，坚韧不拔，终于结出硕果。不过，用高标准检验，尚有可以进一步斟酌改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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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作者的研究顺序，是先发现黄金十年，进而探讨新政革命，然后将二者相扭合，在逻辑上给人以互为因果之感。即为了证明黄金十年的意义而突出新政革命，又为了说明新政革命的价值而强调黄金十年。这样一来，忽略了许多相关因素，把人为设定的概念当作依据与目的，论述起来不免主观色彩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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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涉及的领域较宽，包括清末新政与中日关系两大部分，其中又各含许多分支，每一方面均有不少研究成果。作者大量吸收了既有成果，但对原始资料的发掘似有所不足。这样，一方面不能鉴别修订前人著述的错漏（如首批留日警务生东渡是在1901年而非1902年），另一方面则难以发现新问题和新视角。从史料中读出来的历史，与著述中描述的历史往往不同，填补其间距常常需要学人通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该书第二部分尤其缺乏创意和深度，主要是综合前人的成果（略有进展的是将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欧美的新成果作了综合分析）。而这一部分长达90页，几乎占全书正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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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以及翻译与新词汇方面的著述虽然不少，比照史料，有待发明之处尚多。例如留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生活与学习状况、归国后的走向与实际影响、日本教习与顾问的表现及背景趋向、各类新名词进入中国的具体过程与途径等，均须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归国后的就职状况，至少在教育、军事、政府机构等方面保存有相当详细的名册或统计资料。可惜研究者大都只是个案引证与推论，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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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由日本引进的新名词，本来大都是明治维新时日本从中国借用，并非正宗舶来品，顶多算是出口转内销。日本的语言学界，对明治时期新汉语的移植形成有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几有令人毋庸置喙之感。近年来国内有人自诩为新发现，撰文者有之，鼓吹者有之。在学问超越国界、遵循共同规范的今天，恐成笑柄。不过，这些新名词本是传教士等来华西人翻译所用，并不为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传播，不得不经过日本示范，再重新进口。这也表明思想文化的变革，必须有社会基础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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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习顾问的作用，作者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日方记录和清朝的官方文书，不一定全面反映实情。如聘用日本教习较多的三江（两江）师范，据1911年江苏谘议局的调查报告，内幕也十分黑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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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最明显的疏漏，当属未能对游历作专门论述。游历是指晚清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新政时期转向日本，从中央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范围也由军事工艺扩大到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就新政而言，留学生的重要性或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与游历相差无几），至多只是平分秋色。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形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经商。为了适应需求，有人还专门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的书籍，详细记载历程步骤，供游历官绅参考，便于安排行止日程。有人则以游历为名，暗中从事阴险的政治使命，如刘学询奉旨赴日交涉交康（有为）除康事宜，就是以考察商务为掩护。他们在东渡前后，常常于报刊登载奏折报告，传媒也刊登有关消息，报导其行踪目的。考察期间，他们还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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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前辈学者实藤惠秀最早注意到这一课题，先后收集了二百余种游记。可惜他未能完成研究工作便离开人世，所收集的游记连同大量藏书捐给了东京日比谷的都立图书馆，成为实藤文库的一部分。近年来，中日学者开始注意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并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各图书馆着手调查未收入文库的游记，据说又查到百余种。任达教授显然也接触到有关资料，他在书中分别提到姚锡光与《劝学篇》的出台，凌福彭与直隶新监狱制的建立，董康、王守恂、麦秩岩与各种专法的编制，以及达寿与立宪的关系等，但是未能将游历作为同类型人事加以合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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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只重视中国留学生，近年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瞩目，而游历则始终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1]其原因如同作者对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被忽视背景的分析，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有收集整理的积累。此问题对于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至关重要，作为专书，缺漏此章节，确属美中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直接检讨史料不够，目光被前人的研究所局限。另一与该书无直接关系而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极有意思的课题，是为数不多而影响不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以我的孤陋寡闻，尚未见专门论著，连附带提及也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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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似已有所意识。他一再声明此书仅为初步，呼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有关课题。以上近乎挑剔的评介，旨在表明个人对于严肃学术成果的尊重，并希望引起更多后来者的兴趣，在学术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展开讨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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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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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在大洋彼岸景色绮丽的海滨小城圣巴巴拉举行，与会者有来自日本（8人）、美国（2人）、法国（1人）、澳大利亚（1人）和中国大陆（1人）及台湾地区（2人）的报告人共15名，另有6位美国学者担任评论人。与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各种大型学术会议相比，此次研讨会的规模不大，在戊戌年的众多相关会议中也少显风采，但其价值和意义似不能以人数多少和声势大小来衡量。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石川祯浩称“此次研讨会可谓是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并非过誉溢美之词。与会者从多方面展开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与会议主题关联最为密切的论文加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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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缘起，可以追溯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对近代西方的认识”研究班，其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季家珍（Joan Judge）两教授到京都大学访问研究，参与该研讨班的活动。1995年，曾经作为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教授在法国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两次会议存在一定的精神联系，本次会议的代表中有7位参与了法国的研讨会。1996年底，经傅佛果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商议，计划在美国举行本次研讨会。尽管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已经结束，有关成果正在结集出版之中，但先期发表的各种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这一国际性研究工作的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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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辛亥之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新进知识人乃至一般官绅，通过日本吸收近代西方思想，早已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关于此事详情，能够具体说出子丑寅卯者，既非绝无仅有，也如凤毛麟角。在学术研究史上，这类看似人人皆知而实际上均语焉不详的事，绝不仅此一桩。学人于此但觉习以为常而不生疑问，狭间直树教授则敏锐地察觉到印象与真相之间的重大差距。京都的中国研究自创始之际便深受提倡科学方法的巴黎学派的影响，治学主张精细严谨。狭间直树教授坚持这一风格，并且发扬光大。他近年治学多先借由精密细致的文献比较方法，进而掌控各文献产生的时空背景，以图重返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才具体解释历史人物的言行和历史事件的内涵。其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三大政策的论文，堪称这一方法的典范。[12]在梁启超研究中，他进一步贯彻并完善上述方法，讨论中一再强调要注意梁启超文章发表的时间、对象和背景，反对那种脱离具体时空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的论断方式。这次会议虽然在美国召开，但将狭间直树教授及其风格视为会议的灵魂之一，恐怕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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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教授提交的论文《关于梁启超的“公”“私”观—以〈新民说〉“公德”“私德”为中心》，体现了他的一贯宗旨。他依据巴斯蒂教授对梁启超从吾妻兵治汉译伯伦知理《国家论》中吸取西方近代国家思想的研究，仔细分析《新民说·论公德》的文本，确认梁启超的“公”与中国固有观念不同，主要是接受西方近代意识，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关系。而发表于《新民丛报》第38、39合刊号的《新民说》第18节《论私德》，虽然杂志署期为1903年10月4日，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04年2月，即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归来约两个月后。其中梁启超借用了若干王学的思想概念，批评革命党利用西方近代思想以谋私利，而将王学作为私德的重要源泉。其大背景为日本对抗欧化主义的国粹主义兴起，阳明学乘势复兴，尤其是与梁启超有过交往的东京大学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于20世纪初年出版了专著《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并与弟子编辑《日本伦理汇编》（全10卷，第1—3卷为阳明学），提倡调和东西两洋的道德主义，确立新型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受此影响，梁启超借王学讲私德，既是作为近代国家国民道德基础的组成部分，又含有对抗革命主义、不同于西方精神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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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影响下，京都学派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和发扬既有风格。[1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时彦副教授的《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以文本为依据，运用语义分析法解析梁启超翻译political economy用词的阶段性变迁，指出其1902年5月后主要使用“生计”，1906年3月起多用“经济”，1910年2月回复“生计”，1912年10月后两词并用，到1920年3月，则口头演讲仍用“经济”，严肃文章则使用“生计”。该文没有停留于文本变化的表象，作者进而分析了变化的原因：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不能不考虑原有古义与外来词的对应，以及受众的心态。他几度违心地使用“经济”，或是迁就年轻的留日学生，或是面对一般听众。欧战以后，他开始怀疑国民国家而向往世界国家，对早期影响甚大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说兴趣渐弱，而趋重于儒家的平天下思想。这时他所使用的“生计”，不仅是political economy的翻译词，而且有“国计民生”的本来涵义。于是，其“生计学”升华为近代欧洲的political economy和古代中国经世思想的统一体。这就使得分析由文本进而语境，将语义研究推向文化史的高度，从而揭示了梁启超经济思想变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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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大学森纪子副教授的《晚清梁启超的佛教思想和近代日本》，重点讨论梁启超佛教思想的第二期，即亡命日本时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响。前此，他为晚清公羊学派谈佛的流风所被，以佛教理论与科学法则相近似，将公羊学、佛教与新学视为浑然一体，心目中世界主义的孔教与救济众生的佛教并行不悖。到日本后，他采用斯宾塞的可知不可知论，分别宗教与哲学两个概念，又了解近代科学兼备应用和理论两部，区分为原理的哲学与应用的宗教，一方面接受哲学馆长井上圆了将佛教定义为“哲学的宗教”的概念，蕴含了将佛教视为与西洋哲学相对的观念，一方面则以佛教为政治活动的实践哲学，以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支持精神不死的生死轮回说，模仿外山正一“无己的主我心”，鼓吹为国家民族轻死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由孔教转向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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