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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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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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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还是有不少方面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便是留日学生。这是当时颇为新颖热门的话题，原来的基础不大好，而关注的学人日渐多，因为有材料，有话说，况且又与辛亥时期研究的主线革命党渊源很深，自然成为扩展研究的直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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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虽然留日学生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毕竟基础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相当贫乏。之所以最初选择以留日学生为题，是因为入学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读完，在想方设法浏览各种文献书籍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晚清报刊，发现其中许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猎征引，仍有相当多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批报刊主要是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到江浙购书的成果，据称，所购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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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代，藏书家买书着重于版本，学问家则首先看重内容。由藏书楼转型为图书馆，收藏标准尚未制定，顾颉刚为此专门写了长篇购书计划书，实际上等于是为图书馆拟定准则。顾颉刚的学问欲极强，视野宽广，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别唯在运用的独到眼光，所拟购的书籍文献包罗万象，分类清楚，还特别注意到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研究史料的杂志和报纸。其购买的品种数量虽然不能覆盖全体，可是主体的部分已经基本包括。这在全国各馆当中，至少是位于前列的。顾颉刚的计划书及其拟定的分类等准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影响甚大。成立并不算早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有原来几家图书机构的老底，若非按照计划书的眼界路径充实扩展，也很难有现在的规模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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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得先机，仅以近代报刊论，从近30年来集众编辑出版的各种目录和期刊介绍书看，中大图书馆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为各种目录失收，有的则多于目录或相关介绍提示的期卷。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出自清季军机大臣王文韶家，除了顾颉刚提到的几种之外，还包括留日学生的各种期刊。关于近代报刊作为史料的价值及注意事项，已经专文详述，对此今日学界仍然有所争议。相比之下，顾颉刚当年的见识和行事，的确难能可贵。否则，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会湮没无闻，令来者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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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阅读近代报刊图书的过程中，先后拟出十几篇有关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论文题目。虽然后来逐渐发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材料更多，而前人关注更少，因而中途改换方向，转而着重研究国内学堂学生，所拟定的留日学生研究的各个论文题目却并未就此束之高阁，后来大都写成并发表，陆续结集到各种专书之中。如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军国民教育会、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大会史实考、早期留日学生社团概论等。此后，在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物研究、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研究、国学研究、近代学人与学术研究等领域，日本或中日关系仍是重要的关注点，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等，其他还有多篇论文主要涉及或包含与日本关系的内容。如关于“中国哲学”探源以及京剧名伶田际云的天地人生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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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日关系，接触资料和应用资料的条件和能力相当重要。在这方面自己可谓幸运，得到日本东西两京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如衞藤沈吉、容应萸、野泽豐、久保田文次、狭间直树、森时彦、村田雄二郎、石川桢浩、李廷江等，因此能够获得良好机会，多次前往日本进行访问研究，并持续参与各方的研究活动，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状况动向。还有许多学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给予过各式各样的帮助。没有这样的机缘，万丈雄心也只能徒叹奈何。在此要表达由衷的敬意并致谢忱。时光易逝，其中有的前辈学者已经仙逝，唯有以努力做好研究作为怀念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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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日本较战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是否已经根本改变还有待观察。日本的学界如同政界，也有派分，至少在外人眼中，派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各自的学术观念和政治倾向。而中国学者在做出判断时，不由自主地会以我画线，也就是根据与本国本人的观念倾向的吻合度来划分派别。可是这样的划分有时会掩盖许多事情的复杂联系。2008年，参加在箱根举行的关于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收入本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会议期间，一次在酒店长长的走廊上偶遇年事已高的衞藤沈吉先生，他问我，所征引的朱家骅档案是否已经有人使用，前人是否已有类似的文章发表，听完我简短的答复后，他竟然停下脚步，郑重其事地表示感谢。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严谨学者的良知始终是这位长者的内心世界，政治偏向和严苛风格不过是社会表现。就像他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说，中国对于他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他乡，更不是异乡。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心情，外人的解读更难免雾里看花，各执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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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学术良知，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讳言侵略和战争的历史。199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纪念该所成立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即关于1920年代中日两国联合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纯然学术组织的背后也有日本政府的直接插手，在座的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虽然素不相识，却于会后特意寄来吉村日出东的《東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講座の開設 —国家政策と学問研究の視座から》一文（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歷史》1999年1月号），由此得知日方的动机其实并不单纯。日本学者以学术为本的行为，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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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留学欧美是资本，而留日则负有原罪。说者当然有亲身体验，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偏见。若是从政治角度考察，留日出身者固然有人附逆下水，但是高扬民族主义的坚定爱国者也大有人在。正因为刻骨铭心的留日体验，不少留日学生很早就意识到中日两国不幸成为宿敌，迟早必有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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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问的层面看，则有两说。严复还在清季东学派占上风之际就断言东不如西，梁启超等人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觉得西学太难，不易直接面对，通过东学可以事倍功半，不但应急，而且能为将来直接学习西学搭桥铺路，逐渐过渡。可见东学充其量也就是通往西学的捷径而已。在世界尚未摆脱欧洲中心笼罩的时代，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看法当然是事实，但是具体到东亚、近代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研究的领域，东学的重要性绝不是中介过渡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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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认为，研究中日关系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应当多与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交往交流，因为这方面的学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认识较为深入，同时作为本国文史哲的研究者，水准能力一般在研究外国的同行之上。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以往的日本学术界，日本研究、东洋（以中国为主）研究、西洋研究三分天下，尤其是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主流，而且意欲和中国学界争胜。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近代东亚，应当尽可能在资料和史事方面沟通中、东（以日本为主）、西三方面，并且理解得当，就此而论，日本的日本研究者并不一定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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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学问，严格说来我还是外行，要想恰当理解幕末以来日本人的言行，诚非易事。不少其他国家的日本研究者都感到，越深入接触和研究日本，就越是难于理解。在这方面，首先得益于衞藤沈吉先生所说，阅读差的史学论著不如看好的文学作品。受此启发，我广泛阅读了包括文学家所写历史书在内的日本书籍。而与狭间直树教授的多次长谈，使我在这方面受益良多。狭间直树教授曾经追随京都的多位前辈大家，耳濡目染，见识不凡，加上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能够在中、东、西三界的历史和学说之间自由出入。他关于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小团体的系列论文，关于日本王学谱系的逆上建构，以及日本大陆浪人各派之间联系的解读等等看法，显示其在这方面已经进入相当贯通的境界，为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东亚历史的共通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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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下通常的归类，本书属于论文集而非专题论著。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恰当。没有主题、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散篇论文结集，或许给人以凌乱之感，但是具有同一主题，而且各篇背后存在有机联系的专题论文结集，却是专门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体现。对此，批评的意见首先指其不是全面系统的研究。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实则不然。学术研究要详人所略，言人所未言，就不可能完整。追求形式上完整的，一般就是教科书或通史，为了面面俱到，不得不加入一些老生常谈，难免浮泛。主题性的论文结集，因为不带水分，反而较一般所谓专著更加凸显进展和深度。就此而论，散篇结集也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是看论文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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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所谓专著，同样不能一视同仁，那些下笔千言，了无新意，或是穿凿附会、一味立异的著作，在学术发展进程中很难留下印记。只是各校主政的理工科学人因此而全然不承认专著的价值，只看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也是过犹不及。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精深的专著，仍是能够长久留下去的重要载体。凡此种种，根源在于时下学术界对于学术判断的失范与乏力，没有准则与权威，只好求助于似是而非的各种技术性指标。而诸如此类的标准只能导致学术的平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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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今日的教学与研究，大体上是分科分类分专门进行。民国时期还具贬义的专家称谓，如今已成坊间乃至学界的荣衔。著述固然应有专题，但是读书治学却不宜畛域自囿，画地为牢。今人治学的问题，未必是古人行事的范围，研究某个特定的领域或专题，如果只看直接材料，固然相当危险，即使放宽视野，阅读相关材料，若是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也很难把握边际，理解本意。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不是执意于小圈子自娱自乐的行规，破除畛域，恰是更上层楼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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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佛果（Joshua A. Fogel） 365,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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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 Willes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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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de. C. Jose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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