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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清代和民初政坛学界画坛的笔记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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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掌故，虽被视为杂学，却有上中下之别。上杂如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目光如炬，力透纸背，解古典今典游刃有余，以通敌罪论处后，陈寅恪还坚持不要因人废言。中杂如掌故名家徐一士，同样出身世家，其所谈掌故，多有真实材料为底本凭据，还有不少当来自北京中山公园几家茶座的一群“公园董事”常客的海阔天空。至于职业补白的所谓“报屁股专家”口中的掌故，大都道听途说，后来者诧为博雅，相比之下，只能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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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民国时期治掌故者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濬和瞿兑之，其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而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瞿兑之审读作序，表明他们对后者学养的信服和敬重。瞿兑之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有清晰的阐发，至少当在中上之间。见识高明之外，瞿兑之擅长文史书画，与清末遗老和民国初年的名公都很熟悉，组织了不少老辈的稿子，又能用文言、白话两副笔墨，适宜一般读者的水平与口味。战后乃至解放后瞿氏还能有用于时，涉水不深与本事不小，都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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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上述，《中和》刊载的资料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沈云龙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中和月刊》史料选编二册出版，后来又将《中和》第6卷的4期编为一册，纳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大陆方面，则分别将瞿兑之、徐一士等人在《中和》发表的文章辑录成书，研究周作人、黄宾虹等人物，《中和》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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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了解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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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北京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这里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争爆发，许多人千里辗转，迁徙大后方，可是还有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严重不足。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坊间（包括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中和》的现代掌故，谈及相关史事，往往错漏百出。如瞿兑之的生卒年月、历任职位、甚至与瞿鸿禨的关系，各种正式出版物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又如指郭则沄（署名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只在《中和》连载了两期，了解杂志的背景后，便停止供稿，与事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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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作者群包含各类人物，其中固然有落水的文化汉奸，也不乏在复杂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文人学士，探究文史，既是兴致所在，又可以缓解心灵的压抑，寄托无尽的愁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各种信息。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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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注《中和》，主要在前一层面，至于后者，还须参照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料，才能体会把握。就刊物而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仅仅阅读《中和》当然远远不够。近年已被重印的《青鹤》之外，战前战时乃至战后与之相关的《逸经》、《宇宙风》、《联合旬刊》、《大风》、《古今》、《天地》、《越风》、《子曰》、《朔风》、《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同类或相近的杂志，以及各种报纸的相关专刊，都有广泛阅读的必要。而这些报刊因为天灾人祸和用纸质量的先天不足（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籍保存时间长，战时纸张品质尤其恶劣）等缘故，缺漏毁损日益严重，各图书馆逐步列入限制借阅的名单。若不及时设法，即使存世，收藏单位束之高阁，研究者也只能望洋兴叹。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出版，以解决保存与研究的两难，并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资料边际逐渐清晰起来，将研究的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至于一般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钩沉猎奇。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当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与睿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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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57—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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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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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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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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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鹪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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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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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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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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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章第1节；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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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苏谘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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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后留日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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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川祯浩撰、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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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从创始时期的“支那学”起，就被外界称为京都学派。对此，京都的学人不以为然。揣度其意，一方面不以派分自囿，一方面则期许世界性的学问高峰。中国历史上治学虽有分派的说法，却不以派分的学问为高明，以为难免门户之见。晚近受西洋影响，好以派分的眼光考察学术史的脉络，也颇受争议。京都学人力求与中国学界沟通，对此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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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中等社会”发端问题相关史事的系统梳理和详细探讨，参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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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旬报》第35、36期，1901年1月15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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