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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间，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晤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组织对我们的围攻。6月17日下午，参加罗党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彭真的率领下先期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问题涉及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时代等当代国际问题，双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等中国内政问题，以及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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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发言中就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国党的观点，逐一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是同与会的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问题表明中共中央的观点。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彭真表示，这是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做的，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共。会谈持续了八个多小时，双方争论激烈。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后当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并说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时，手里拿着一个打字的文件，大概有20多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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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6月20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开幕。21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与会代表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当他说到对于这些敎条主义者，“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他们的耳朵的”这种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话语时，在主席台就座的人士率先鼓掌的带动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苏共代表团还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就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提出指责，全面批判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22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还是讲中共《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内容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有意冷落对待彭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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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至深夜，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在抨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彭真则继续阐明中共的立场，并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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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议，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6月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进行了11个小时，面对部分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的发言主要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说明中国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把同苏共的主要分歧摆到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避免伤人过多，彭真在讲话中只对攻击中国党最恶毒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进行了回击，没有涉及其他兄弟党。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公开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国际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几次发言同他争论。这成为日后苏共和中共制裁与维护阿劳党斗争的开端。会议最后讨论公报。彭真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求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粗暴地拒绝彭真的要求，用挨次点名的方法强迫其他十国党代表同意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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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擅自将会议扩大，把前来参加罗党三大的各国党的代表都拉来，举行了51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代表团到会场时才发现，参加的不只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会议扩大到这个范围，事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们，完全是苏共一手包办的。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发言后，彭真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在当晚罗党中央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辞，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并且越说越激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彭真神态镇静，为了顾全大局没有予以反驳。其间，彭真在离席去中国驻罗使馆接国内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时，还嘱咐我与罗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说我们是为抗议赫鲁晓夫而退席的。周恩来对彭真说，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当晚，代表团收到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书面指示，要代表团约见乔治乌-德治，表示中共中央赞成会议发一个公报，但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26日凌晨，彭真约见了乔治乌-德治，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则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后，立即着手将文件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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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乔治乌-德治说，鉴于会议公报已经通过，建议不讨论中共代表团送来的7页修正草案。彭真发言表示，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亲手将11份装在信封中的中共声明的中文本和俄文译本交给乔治乌-德治，请他发给所有在座的兄弟党代表团。赫鲁晓夫看完声明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的权利。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弄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的老子党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最后，中国代表团指出，这三天来，会议只指责我们党，而没有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赫鲁晓夫所有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反对我们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就是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进行反对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三天来会议的整个进程不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不利于加强团结，而相反是破坏我们的团结。这样，51国党代表的会议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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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不久，7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做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经过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把1959年9月以来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国际性的阶段。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还决定停止发行在华出版的俄文《友好报》和停办在苏出版的中文《苏中友好》杂志，等等。这样，赫鲁晓夫就把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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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达成的协议，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时候，将召开一次由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此前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组成起草委员会，为会议起草文件。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做了答复，阐明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中苏两党决定先期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我是随团翻译。9月16日，邓小平率团抵达莫斯科，从17日开始至22日，同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了5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在19日和20日的会议上，邓小平发言指出，苏共领导一方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邓小平说：多少年来，你们就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的态度对待中国。想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使父子党的关系合法化是徒然的。苏共代表在发言中仍是一味地重复他们对中共的攻击。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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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星期后，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二访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起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的工作。我继续随团担任翻译工作。从10月1日至10日，起草委员会一共开了七次会议，参会的各党代表做了一般性发言。在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党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不依靠援助和单干”“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声明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邓小平特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是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不能把这种援助看作恩惠，当作施加压力的手段；反对不平等的父子国、父子党；反对对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坚持协商的原则，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给别的党戴上“少数派别”的帽子，等等。会议秘书处从10月10日至21日起共举行了11次会议，参会代表逐页逐段地讨论草案，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到22日起草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还有关于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战争与和平三个问题，留待11月大会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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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随团翻译组有俄、英、法、西、越、日、印尼等语种的翻译2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11月7日，苏共代表团交来苏共中央对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的答复。这份答复长达六万字，粗暴地攻击中共，挑起了尖锐的争论。这封信也散发给了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由此在会前就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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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后，在11月1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言，阐述苏共关于会议文件草案的观点，其中多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则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驳斥苏共草案中的论点，严正宣示：“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的”，并呼吁迅速采取步骤缩小分歧，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11月29日，彭真等与苏斯洛夫等就会议文件草案交换意见，初步商定，文件中只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删除肯定二十一大的提法；删去“集团活动”“派别活动”等提法；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但是其后，在苏斯洛夫提交会议的正式文本中却没有这一内容。于是，彭真叫我同他当场去找苏斯洛夫，把苏斯洛夫拉到附近苏维埃会议大厅列宁的巨型雕像下，质问他为什么违背协议不写“协商一致”的原则。彭真说：“当着列宁像你要讲清楚！”苏斯洛夫满面通红地说是遗漏了，一定写上。这样，文件起草的最后几个分歧得到了解决。12月1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至此结束。会后，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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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到11月莫斯科会议，前后经历了50多天。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团的努力下，对苏共中央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做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否定了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等观点；采纳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灵魂”“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等观点，删去了苏共草案中原有的所谓“反对单干”“反对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旨在为取消各国党与党之间关系中的独立、平等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提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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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系平静了一个时期。其间，赫鲁晓夫将他的那套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了。1961年1月10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会议将通过新的党纲。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做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7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彭真、杨尚昆递交了《苏共纲领草案》，我们中办翻译组连夜修改和校正了苏方交来的中文译文。此后，在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常委讨论了这个纲领草案。在9月1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个《苏共纲领草案》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赫鲁晓夫又来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修堡垒，就是把我们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质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二十二大上有一场斗争，有可能斗争很激烈，也可能只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攻击我们，有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这个准备。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公开吵起来。9月2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会议确定，中共代表团对《苏共纲领草案》表态的方针是，只说它是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只讲一些虚话，不谈什么实质性问题，根本不提《苏共纲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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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派代表团参加。10月15日，我和李越然等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大会讨论通过了《苏共纲领草案》。赫鲁晓夫在会上不仅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两个引起争论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带头批判斯大林，批判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谢胡。19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实际上就赫鲁晓夫大反阿尔巴尼亚问题表明了中国党的态度。22日，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周恩来严肃批评了赫鲁晓夫公开指责阿劳党的做法。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赫鲁晓夫则表示反对中共的立场，甚至说中国这样的立场是支持他们党内的反党集团。他说，如果你们喜欢斯大林，你们可以把他的遗体运到北京去。你们如果继续在北京天安门悬挂斯大林的画像，我们也将在莫斯科红场悬挂高岗等人的画像。他还嚣张地说：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样，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23日提前回国，由彭真代理团长，继续参加会议。24日上午，周恩来乘飞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以此表示支持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明中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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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初，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是苏共二十二大，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是走下坡路了。毛泽东同时也指出：“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要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不过，随着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的恶化，中阿两国建立起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中苏之间一场新的大的论战由此开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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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意、德五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部署下，五党代表会议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劳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甚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党。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以伍修权、赵毅敏为首的两个代表团分别出席五党会议。我作为俄文翻译，随同伍修权参加了保、捷、匈、德四国党代表大会，亲历了赫鲁晓夫导演的一场场反华闹剧，目睹了赫鲁晓夫指挥他的追随者把国际共运的分裂一步步推向无法挽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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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开回答东欧五国党代表会议上发出的反华言论，根据中央的决定，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文章，[1]予以驳斥。这就拉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论战的序幕。这七篇文章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对外发表，我们中办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俄文文本的翻译和定稿工作。3月2日，为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康生任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为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我们中办翻译组是这个班子的基础力量。30日，苏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国际共运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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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7月5日至20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是翻译之一。双方就国际共运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述观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会谈实际成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交锋，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苏共中央还在与中共代表团斗争的同时，于14日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围绕苏中两党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有鉴于此，“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指示精神，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针对苏共的各种抨击，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撰写并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2]这些文章每篇都要经过七八稿才能最终完成，起草小组在前面修改稿子，我们翻译班子则在后面跟着修改译文，也是经过七八稿才能最后定稿。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追随苏共或与苏共观点一致的其他国家共产党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中共的文章。这场大论战，令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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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共新领导人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我随团担任翻译工作。11月5日中国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7日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其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看见中共代表团的贺龙副总理后，即有意挑衅地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胡造的。”贺龙斥责他胡说，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马利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和贺龙。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利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要求对方道歉。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随即退出宴会厅。次日，勃列日涅夫等人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说，他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同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道歉，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周恩来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可以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严重破坏了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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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恩来等人同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在激烈的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道：“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恩来最后发表意见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周恩来宣示道：苏共设想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是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11月1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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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其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我做翻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不久，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号召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团结反帝”，“一致行动”。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揭露苏共新领导集团是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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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这封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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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月余，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22日，中办举行所谓的“揭盖子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号召揭发我们曾经的直接领导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上一年末，杨尚昆已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12月5日，他在离开中办前同我们翻译组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由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你们的翻译任务不多了，你们要及时转向研究工作，研究苏联、研究苏共，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待你们去研究、去探讨、去总结，研究要从做好大事记、积累材料做起。”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研究工作对我们来讲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宣布成立秘书局，撤销原来的机要室、秘书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我们中办翻译组也随之不存在了。7月15日，我们这些离开中南海的人被送进中办学习班。从此，我们翻译组曾为中央领导服务过的俄文翻译，在“里通苏修”的罪名下，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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