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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lizabeth McGuire，The Sino-Soviet Romance：How Chinese Communists Fell in Love With Russia，Russians，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10；Douglas Stiffler，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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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2005年修订再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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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2009年修订再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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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主要见Б.Т.Кулик、А.М.Ледовский、С.Л.Тихвински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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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其中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的主要有牛军、杨奎松、李丹慧、戴超武、沈志华等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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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特别需要注意的有Chen Jian，Viktor Gobarev，William Kirby，Mark Kramer，Lorenz Luthi，Roderick MacFarquhar，Sergey Radchenko，Michael Sheng，William Taubman，Odd Arne Westad，Elizabeth Wishnick，David Wolff，Zhang Shuguang，Vladislav Zubok等。他们的成果，笔者在下文中将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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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李滨（Douglas Stiffler）：《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赵阳辉、朱亚宗：《苏联专家与中国军校的创办——对军事工程学院档案的考析》，马薏莉（Elizabeth McGuire）：《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何冬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教育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陈庭梅（Tina Mai Chen）：《苏联电影的引进及其对塑造毛时代中国的意义（1949～1976）》。这些文章并收录《肮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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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有的说是毛泽东首先提议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有的说是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的建议；最初提出的劳工人数，有的说是1000万，有的说是100万或150万；至于协议中确定的赴苏联的中国劳工人数，有的说是20万，有的说是8万。详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5～389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7，с.216；Ващук А.С.，Крушанова Л.А.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пополнения труд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СССР，1945-1950 гг.//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6，№1，с.5-13；Крушанова Л.А.Китайские рабочие в СССР （1945-1960-е годы）∥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118-122；Дацышен В.Китай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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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8，№5，с.99-104；《国务院致山东等省电》（1955年2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C55-1007-92，第6页；《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赴苏工作组的报告》（1955年9月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932-1-294，第1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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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截至目前，我们两人分别发表的涉及中苏关系的学术论文，总计已有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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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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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一章 东北问题所展示的战后中苏关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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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联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控制新疆并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1]可以看出，苏联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利益体现在东北问题上[2]。因此，中美苏三国以及美苏国共四方围绕东北问题的争斗和周旋，充分地展示出战后中苏关系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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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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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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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3]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甚至在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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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以往研究者看到的那样，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中共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在1944年夏天和1945年春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4]7月23日第一次与观察组中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5]在7月26日的宴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请美国考虑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保持与中共的联系。第二天，周恩来在答复谢伟思的问题时表示，中共欢迎盟军统一指挥中国军队，而“指挥官必须是美国人”。周恩来还同意扩大美国观察组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范围。[6]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他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7]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提出安排一次秘密访问，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尽管由于赫尔利从中作祟，这个请求被白宫拒绝，但毛泽东并未放弃努力。[8]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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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谢伟思的一系列报告，乔治·凯南后来称其为“一项确实出色的报道成果”。[10]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令中共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11]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主张把美国的租借物资分一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蒋介石坚决反对。[12]这是预示着中共与美国关系前景暗淡的第一个信号。接着，由于受到总统特使赫尔利等人的排挤，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被迫辞职，并在回国半年后退休。[13]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大发脾气，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并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政策性建议，而且在白宫大吵大闹，迫使国务院在1945年3月底将谢伟思等人调回国内。[14]所有这一切令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15]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苏联。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告诉全党：“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16]言语间透着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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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并不是这样想的。在中国人看来，苏联无疑是影响今后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而在斯大林有关战后问题的整个思考中，对华政策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笔者对俄国出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日程目录做了粗略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每年提上政治局会议讨论议程的问题大约830～1310个不等，而直接涉及中国的，1945年6个（都是东北和新疆问题），1946年6个，1947年5个，1948年9个，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直到1947年才出现1个，1948年也只有3个。[17]对此并不难理解。经过雅尔塔会议，苏联以出兵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作战为条件，取得了美英对其在远东的安全及战略利益的承诺和保证，即维持外蒙古现状；在中国保持对东北地区全部主权的情况下，使大连商港国际化，但给苏联以特权，旅顺港作为军港租给苏联，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后统称中国长春铁路）；将南萨哈林岛（库页岛）及其邻近一切岛屿归还，并须将千岛群岛交给苏联。[18] 要达到这些目的，苏联必须与英美合作，必须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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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斯大林为实现其与英美大国合作的战略构想，在一系列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即在西欧劝说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而在东欧要求共产党容纳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合政府。[19] 斯大林把这一政策也应用到了战后的亚洲。1945年6月，苏共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1～12期）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文章称：战后中国“为了更快地完成自己的正义事业，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的政党、团体和组织结成的同盟所强固的全国民主阵线。只有这样才能加速胜利，并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强国”。[20]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21]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这与中国共产党以往的主张不尽相同。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22]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立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23]所以，尽管早在1945年6月底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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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原本是把通过缔结条约而实现苏联在中国的战略利益作为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条件，然而就在中苏条约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由于担心日本投降而苏联失去占领东北的机会，斯大林急忙下令，苏联第一、第二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150万人马于8月9日凌晨从苏联远东地区和内蒙古分三个方向发动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全线进攻。当天，美国又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了。[25]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和蒋介石都着急了，没有一纸条约，苏联政府担心对东北的占领及在中国的特权没有合法依据，而中国政府害怕苏军在东北中国长期驻军或把东北交给共产党。于是，双方很快就中苏同盟条约等文件的条款达成一致，并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小时完成了签字仪式。苏联做出的保证是：（1）东北的主权只移交给国民政府；（2）协助中国政府平息新疆的暴动；（3）三个月后苏军撤离中国。[26] 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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