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2816
图1-1 苏联红军进入大连，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
1702892817
1702892818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方式扩大解放区和根据地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共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27]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1702892819
1702892820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8月14日，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蒋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另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28]
1702892821
1702892822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8月20日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29]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1702892823
1702892824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8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30]但是，对于苏军控制下的东北地区，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同时，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也转来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电报，表示赫尔利大使愿继续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31]看来，在此问题上美苏不仅主张不谋而合，且同时向中共施加了压力。
1702892825
1702892826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莫斯科已经表明了态度。[32]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泽东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33]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34]
1702892827
1702892828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可能得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35]
1702892829
1702892830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相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当然，这个斗争主要和首先应该在苏军占领的东北地区展开。
1702892831
1702892832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36]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做好准备。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37]
1702892833
1702892834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38]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39]
1702892835
1702892836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泽东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毛泽东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泽东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40]
1702892837
1702892838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的更多的俄国档案，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电文，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苏联人未必没有看出来，中共在重庆谈判争取结果实际上只能是武装割据——首先是东北和内蒙古，其次是华北，但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统一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当然，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41]
1702892839
1702892840
1702892841
1702892842
1702892843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8]
1702892844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苏共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1702892845
1702892846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三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42]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1702892847
1702892848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如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43]此外，苏军还在东北大力推动中苏友好协会的恢复和发展，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促进民众的对苏友好情绪。[44]
1702892849
1702892850
在苏联境内休整培训并重新组建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部队。1940年底，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远东地区，继续坚持战斗。苏方有意收编这支部队，将其归入苏联远东方面军序列，遭到周保中等严词拒绝。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苏联便禁止抗联部队再进入东北活动，并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分别提供了两个营地（北野营和南野营），供部队训练和休整。[45] 1942年7～8月，在周保中等人的要求下，苏联同意将抗联人员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任命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篯为政委，并委派苏联军官加入，任副职。同时增加了一批应召入伍的苏籍中国人和朝鲜人。随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决定授予教导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列入远东方面军战斗编制，由远东军副参谋长索尔金直接领导。[46]
1702892851
1702892852
1702892853
1702892854
1702892855
图1-2 东北抗联教导旅（即八十八旅）部分指挥员合影，1943年10月5日摄于北野营。
1702892856
1702892857
［从左至右，第一排巴达林（苏籍，副旅长）、张寿篯（即李兆麟，政治副旅长）、王一知（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周保中妻子）、周保中（旅长）、金日成（第一营营长）、什林斯基（苏籍，副旅长）。第二排冯仲云（政治部情报部长）、王明贵（第三营营长）、王效明（第二营营长）、崔石泉（即崔庸健，副参谋长）、彭施鲁（第三连连长）］
1702892858
1702892859
在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阶段，该旅部分指战员被抽调作为第一支先遣队，潜入东北收集日军情报，并为即将进攻的苏军探路。8月9日得知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后，第八十八旅指挥部于第二天召开动员大会，强烈要求协同苏军作战，彻底消灭关东军。周保中和金日成还分别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了请战书。但8月12日却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原地待命。苏方的解释是，保存实力，另有任务。[47] 8月15日苏军下达了新的计划，将第八十八旅人员分散到苏军已进入东北和朝鲜的各部队，担任助手、翻译和联络人。8月24日，周保中再次致函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同意第八十八旅移驻长春，协助苏军维持秩序，帮助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军队，并认为该旅应成为东北人民军队的核心。否则，周请求将该旅的中国人员和部分朝鲜人员派遣给八路军，由朱德统一指挥。[48] 两天以后，周保中接到华西列夫斯基的正式命令：第八十八旅的中国人和部分朝鲜人分别加入苏军的三个方面军，进驻东北各大中城市和战略据点，准备出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其任务明确规定为：（1）帮助红军维持占领区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2）利用抗联参加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占领区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另有部分朝鲜人随苏军进入朝鲜，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9月上中旬，周保中（长春）、张寿篯（哈尔滨）、冯仲云（沈阳）、彭施鲁（佳木斯）、姜信泰（延吉）、金光侠（牡丹江）、王效明（吉林）、王明贵（齐齐哈尔）等干部分组率部进驻了东北57个战略据点，协助苏军工作。[49] 周保中之所以对苏军的安排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在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斯大林曾保证要将东北的政权要给国民党政府。所以，在莫斯科看来，第八十八旅最初的任务是帮助苏联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以便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迎接中共势力进入东北。不过，由于后来东北形势的变化及周保中等人的坚持，抗联指战员还是为中共在东北的立足发挥了重要作用。[50]
1702892860
170289286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51]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1702892862
1702892863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52]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53]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54]
1702892864
1702892865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而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55]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则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