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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52]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53]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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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而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55]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则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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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他们在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56]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古,“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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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58]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古、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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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9月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59]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60]18日刘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61]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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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产党军队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63]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64]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65]一方面是8月下旬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另一方面是10月初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美国军舰抵达大连。[66]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67]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68]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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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69]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联军事领导人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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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后来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接收人员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71]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掌管一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党政领导机关。[72]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73]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74]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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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苏联接到国民政府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76]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77]毛泽东听了东北局关于苏联意见的报告后“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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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与国民政府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其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79]同时,中共还接到苏方通知“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80]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81]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82]另外,中共也向苏联提出予以帮助的要求。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真:“请求我们的朋友(莫斯科),让他们尽可能推迟国民党军队进驻满洲的时间。”[83]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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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因为“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85]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86]17日,东北苏军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苏军当局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予以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87]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88]在重庆,苏联大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中长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89]24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90]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91]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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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93]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94]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指责苏联人未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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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96]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97]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98]可以看出,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99]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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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101]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大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致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102]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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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另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04]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105]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106]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07]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蒋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108]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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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中共对苏联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时,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为了阻止美国全力支持蒋,中共采取了促使美国代表中立的策略。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泽东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泽东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泽东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110]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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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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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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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112]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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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113]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一种对苏联来说显得非常危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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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114]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15]1月26日他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由于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因此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116]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117]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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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蒙古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118]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119]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120]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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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121]不仅如此,当2月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提出策动内蒙古独立及并入外蒙古的计划时,斯大林竟然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122]显然,斯大林此时寄希望于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古)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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