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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在东北地区行动的新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中共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123]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124]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古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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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并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125]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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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毛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127]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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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129]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130]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天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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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经济谈判重新开始且似有进展，苏联的态度因而再次发生变化，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周折。[132]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133]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大使馆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134]但第二天，苏军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135]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136]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同时，要求东北局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另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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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4月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138]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139]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做出让步”。[140]显然，苏联态度的转变是中共下决心在东北与国民党抗争到底的重要因素之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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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142]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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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以喘息之机。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露出微笑。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144]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产党军队，因而对此予以拒绝。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不过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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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与国民政府建立起来的正常外交关系，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眼里，停战谈判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在东北经济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及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146]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147]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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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148]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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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一块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不过，内战的爆发，毕竟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而并非亚洲冷战的开端。一方面，苏联和美国都不愿过分插手中国内战，以避免两国在远东陷入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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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莫斯科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物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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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无从谈起，不仅对旅大地区的占领失去了意义，在旅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也失去了后盾。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此时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基础。有资料表明，在中共取得全面政权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体现为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军事的经济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基本上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单向关系。不过，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主要表现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而这也是未来中共处理与苏联关系时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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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内战爆发前后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中国学者有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详细的论证。[151] 笔者根据所看到的史料认为，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苏联给予中共的武器装备的具体数量，但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苏联援助的主要武器可以装备几十万人的部队，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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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共兵工部门以生产子弹、炮弹和手榴弹为主，而自己制造的枪支和大炮很少。据有关材料，中共的兵工厂规模都很小，1945年抗战结束时只有几十个，到1949年上半年发展到160个，但职工不足10万人，且能够生产枪支的仅有8家。1949年3～4月，各解放区兵工厂月平均产量：79步枪2643支，轻重机枪130挺，冲锋枪360支，92步兵炮14门，41山炮5门，小炮1050门，36野炮8门。[152] 这个规模显然远远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而1947年之前中共在东北又很少能够依靠缴获敌方武器补充自己，故可判断，战后初期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苏联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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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军占领东北初期，曾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交给随军进驻东北的第八十八旅人员，并同意他们发展武装力量。[153] 鉴于不久后原东北抗联人员建立的武装力量便脱离苏军而并入八路军和新四军，故可断定，这批武器装备也是援助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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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的援助未能及时满足中共军队的作战需求。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共军队“因缺乏大炮和其他武器，无法坚守所占领的阵地”。在10月26日的谈话中又提到，中共军队缺乏弹药，每个战士只有三发子弹。[154] 故可断定，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苏联的援助不是唯一因素，尽管这无疑是符合斯大林的心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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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苏军撤离东北后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基本停止。1946年10月3日，林彪派代表去苏联，要求给予援助——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俄国学者指出，这是此期中共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的唯一一份文件，而且苏方没有给予答复。[155] 对此，中共是有心理准备的。苏军撤离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156] 故可断定，中共能够在1947年扭转战局，逐步取得军事优势，苏联的援助不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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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157]苏联与中共之间最初的贸易中心在哈尔滨，1946年4月苏军撤离时将这座松花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给了中共，随后中共北满分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便移驻哈尔滨，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应该说，中共政权在延安和其他关内解放区的建立还只是积累了治理农村和发动农民的经验，只有在稳固地占据了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开始真正尝试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并着手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的情况下，北满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解放战争通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为此，中共政权首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经济衰败的局面，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供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认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开展对苏贸易。[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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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与中共东北政权的贸易，苏联也做出了积极努力。1947年7月14日斯大林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签署了一项决议，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1月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汽车400辆、各种功率的电动机60台、军用整流器20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军用电缆5万米、棉布1万米，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其中大量物资是减少了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做出一项准备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其中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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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同中共开展经济关系，苏联在华外交人员曾多次询问中共东北局有无组织东北民主政府的意图及参加政府的人选。1948年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约见高岗，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马里宁表示，对于解放区政府，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一切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可以承认，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尽管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尚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可以经过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援助。[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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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分支机构，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和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主要股份为苏联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下属企业。通过这些机构，苏联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向中共政权提供帮助。1946年12月21日，应中共的要求，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伏罗希洛夫斯克进行了初次贸易谈判，并签署了贸易合同。为了保证货物运输，1947年4月，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在松花江上开辟了一条航线，苏联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河运轮船公司则拨出一批拖船和大驳船，在中国松花江的港口与苏联的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间开始了定期的货运航线。于是，苏联贸易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的商务往来迅速开展起来，其贸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0.93亿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亿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亿卢布。[161]另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946年12月和1947年全年，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11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02亿卢布，翻了一番。[162]中共地方政权以粮食（后来又有煤炭）向苏联换取的军需物资、民用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从而有助于解决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163]特别是到1949年，中方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164]1947～1949年，中共北满政府共得到苏联提供的约11万吨的石油产品，价值7000万卢布的汽车和摩托车、7000万米棉布，价值约1000万卢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165]苏联的帮助，无疑为东北根据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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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帮助归帮助，生意归生意，在此期双方贸易往来中，苏方在经济利益上是颇有计较的。如苏方要求进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过15%～18%，但因中方口岸没有化验设备，只得听任苏方对抚顺、辽源、鹤岗等地优质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万吨煤，仅此一项即损失434亿元。再有，苏方进口货物因名称不对、规格不清或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少则2%，多则高达7%，但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和专家，此类损失完全由中方独自承担。[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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