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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893 正在中共对苏联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时,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为了阻止美国全力支持蒋,中共采取了促使美国代表中立的策略。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泽东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泽东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泽东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110]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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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895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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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0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9]
170289290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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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03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112]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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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05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113]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一种对苏联来说显得非常危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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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07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114]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15]1月26日他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由于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因此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116]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117]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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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09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蒙古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118]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119]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120]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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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11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121]不仅如此,当2月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提出策动内蒙古独立及并入外蒙古的计划时,斯大林竟然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122]显然,斯大林此时寄希望于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古)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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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13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在东北地区行动的新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中共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123]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124]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古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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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15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并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125]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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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17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毛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127]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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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19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129]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130]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天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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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21 3月底,经济谈判重新开始且似有进展,苏联的态度因而再次发生变化,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周折。[132]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133]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大使馆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134]但第二天,苏军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135]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136]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同时,要求东北局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另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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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23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4月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138]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139]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做出让步”。[140]显然,苏联态度的转变是中共下决心在东北与国民党抗争到底的重要因素之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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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25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142]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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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27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以喘息之机。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露出微笑。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144]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产党军队,因而对此予以拒绝。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不过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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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29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与国民政府建立起来的正常外交关系,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眼里,停战谈判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在东北经济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及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146]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147]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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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31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148]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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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33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一块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不过,内战的爆发,毕竟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而并非亚洲冷战的开端。一方面,苏联和美国都不愿过分插手中国内战,以避免两国在远东陷入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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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38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0]
170289293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莫斯科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物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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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941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无从谈起,不仅对旅大地区的占领失去了意义,在旅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也失去了后盾。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此时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基础。有资料表明,在中共取得全面政权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体现为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军事的经济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基本上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单向关系。不过,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主要表现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而这也是未来中共处理与苏联关系时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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