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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内战爆发前后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中国学者有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详细的论证。[151] 笔者根据所看到的史料认为，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苏联给予中共的武器装备的具体数量，但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苏联援助的主要武器可以装备几十万人的部队，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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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共兵工部门以生产子弹、炮弹和手榴弹为主，而自己制造的枪支和大炮很少。据有关材料，中共的兵工厂规模都很小，1945年抗战结束时只有几十个，到1949年上半年发展到160个，但职工不足10万人，且能够生产枪支的仅有8家。1949年3～4月，各解放区兵工厂月平均产量：79步枪2643支，轻重机枪130挺，冲锋枪360支，92步兵炮14门，41山炮5门，小炮1050门，36野炮8门。[152] 这个规模显然远远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而1947年之前中共在东北又很少能够依靠缴获敌方武器补充自己，故可判断，战后初期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苏联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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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军占领东北初期，曾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交给随军进驻东北的第八十八旅人员，并同意他们发展武装力量。[153] 鉴于不久后原东北抗联人员建立的武装力量便脱离苏军而并入八路军和新四军，故可断定，这批武器装备也是援助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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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的援助未能及时满足中共军队的作战需求。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共军队“因缺乏大炮和其他武器，无法坚守所占领的阵地”。在10月26日的谈话中又提到，中共军队缺乏弹药，每个战士只有三发子弹。[154] 故可断定，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苏联的援助不是唯一因素，尽管这无疑是符合斯大林的心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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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苏军撤离东北后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基本停止。1946年10月3日，林彪派代表去苏联，要求给予援助——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俄国学者指出，这是此期中共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的唯一一份文件，而且苏方没有给予答复。[155] 对此，中共是有心理准备的。苏军撤离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156] 故可断定，中共能够在1947年扭转战局，逐步取得军事优势，苏联的援助不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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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157]苏联与中共之间最初的贸易中心在哈尔滨，1946年4月苏军撤离时将这座松花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给了中共，随后中共北满分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便移驻哈尔滨，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应该说，中共政权在延安和其他关内解放区的建立还只是积累了治理农村和发动农民的经验，只有在稳固地占据了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开始真正尝试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并着手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的情况下，北满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解放战争通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为此，中共政权首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经济衰败的局面，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供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认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开展对苏贸易。[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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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与中共东北政权的贸易，苏联也做出了积极努力。1947年7月14日斯大林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签署了一项决议，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1月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汽车400辆、各种功率的电动机60台、军用整流器20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军用电缆5万米、棉布1万米，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其中大量物资是减少了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做出一项准备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其中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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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同中共开展经济关系，苏联在华外交人员曾多次询问中共东北局有无组织东北民主政府的意图及参加政府的人选。1948年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约见高岗，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马里宁表示，对于解放区政府，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一切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可以承认，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尽管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尚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可以经过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援助。[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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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分支机构，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和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主要股份为苏联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下属企业。通过这些机构，苏联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向中共政权提供帮助。1946年12月21日，应中共的要求，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伏罗希洛夫斯克进行了初次贸易谈判，并签署了贸易合同。为了保证货物运输，1947年4月，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在松花江上开辟了一条航线，苏联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河运轮船公司则拨出一批拖船和大驳船，在中国松花江的港口与苏联的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间开始了定期的货运航线。于是，苏联贸易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的商务往来迅速开展起来，其贸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0.93亿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亿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亿卢布。[161]另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946年12月和1947年全年，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11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02亿卢布，翻了一番。[162]中共地方政权以粮食（后来又有煤炭）向苏联换取的军需物资、民用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从而有助于解决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163]特别是到1949年，中方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164]1947～1949年，中共北满政府共得到苏联提供的约11万吨的石油产品，价值7000万卢布的汽车和摩托车、7000万米棉布，价值约1000万卢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165]苏联的帮助，无疑为东北根据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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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帮助归帮助，生意归生意，在此期双方贸易往来中，苏方在经济利益上是颇有计较的。如苏方要求进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过15%～18%，但因中方口岸没有化验设备，只得听任苏方对抚顺、辽源、鹤岗等地优质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万吨煤，仅此一项即损失434亿元。再有，苏方进口货物因名称不对、规格不清或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少则2%，多则高达7%，但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和专家，此类损失完全由中方独自承担。[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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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援助的另一个集中地区是包括大连、旅顺和金县在内的苏联军事管制区。苏军1945年8月22日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在这一地区，除外交方面不便让中共插手，以及铁路和两个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实际权力完全交由中共掌握。中共不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以半隐蔽方式开展工作，而且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还以此为部队的休整基地和庇护所。[167]因此，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168]自然，这些贡献也离不开苏联直接的和间接的援助。当时，各解放区都纷纷要求旅大的工厂为其生产军需物资，对此，苏军采取默许和鼓励的态度，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帮助解决运输问题。[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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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辽东半岛的居民生活问题和巩固地方政权，苏联军事当局向中共移交了大连钢铁厂、大连化工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和几个机械厂，并在苏联外贸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4个苏中合营公司。其中辽东盐业股份公司仅1948年就生产了16万吨食盐、300万盒各种罐头、300万条麻袋，公司年总产值达到350亿元（东北币）。远东电业股份公司在恢复电站、电网、电话和通信线路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同时也生产日用品，该公司1948年总产值达250亿元。这两个公司成立两年后转交中方。船业公司和石油公司则以来料加工方式为苏联修造拖船和生产燃油，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此外，苏联外贸机构还通过海运以及经北朝鲜港口中转的方式，从海参崴直接向大连港提供粮食、植物油、糖、罐头、糖果点心等食品。[170]作为苏军占领区，旅大在国共内战中确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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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应属帮助东北民主政权修复东北铁路网的工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援助的军事意义甚至超过了其经济意义。1945年前夕，东北铁路网的长度总共有10000公里，其中的主要干线是1897～1903年俄国修建的中东路，后改名中长路。战争使得东北地区大约6000公里的铁路遭到摧毁和破坏，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供水设施等。自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一天起，苏方铁路员工就开始了中长铁路的修复和运营工作。在苏军占领期间，修复了中长路的东线和西线。1946年5月苏军撤离东北后，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和一批苏联铁路员工留在了哈尔滨，以后又从苏联派来了大约100名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铁路专业的干部人员。于是，在北满革命根据地，苏方铁路员工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到1947年春天，在北满中共政权管辖区域内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172]1948年3月，经过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外，东北全境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调动部队围歼守敌，进而入关南下，以及迅速恢复东北经济，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很快商定，派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赶赴东北组织落实有关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措施。这一决定5月13日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通过，5月15日由斯大林签字批准。[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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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科瓦廖夫率领一个由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成的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还带来了必需的技术设备，包括修复车、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以及金属构件、铁轨、桥桩、钢梁等材料。修复工作在工程师多罗宁的领导下顺利展开。[174]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对于中共政权修复铁路的工作是全力支持、有求必应的。11月间，交通部报告，中共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厢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0节旅客车厢和10套给水机组供民主政权使用；外交部报告，中共请求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具体帮助组织已修复铁路的运营工作。对于这些要求，苏方均立即答应满足。[175]到12月上旬，科瓦廖夫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科瓦廖夫回莫斯科复命并向斯大林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在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有松花江大桥970米，饮马河大桥320米，伊通河大桥200米；在吉林至长春方向有吉林市附近的松花江大桥420米，饮马河大桥190米。至此，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和绥芬河至旅大地区已经全线通车。科瓦瘳夫强调了上述铁路线及时修复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在长春市集结重兵，然后又在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歼灭这些城市的被围之敌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歼满洲国民党军。此外，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共成立了铁道兵部队（4 个旅3万余人），培训各类技术专家4600多人；建立了修复工作必需的材料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桥梁基地，以及专门的军事仓库。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和东北局的请求，科瓦廖夫小组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机务段的结构和编成，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修复和整顿交通的决议草案。[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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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了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苏联部长会议又应中共的要求通过一项命令：（一）批准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1）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2）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利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3）在大连中长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信号装置和通讯仪器及道岔设备进行大修、中修；（4）从大连军管区调派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军管区以外中长路路段的修复工作。（二）批准苏联交通部：（1）从苏联远东铁路抽调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于满洲铁路北段；（2）增派170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路苏方管理局指挥，帮助组织中长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三）前项所指人员的出差费用计500万卢布，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四）责成茹拉夫廖夫保证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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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国资料，1948年5月到1949年9月，苏联政府为援助中长路修复做出了5个决议，以贷款或易货贸易方式，向中共政权提供的机车、车厢、钢轨等物资援助总计达8760万卢布。[178]所有这些措施和物资，对于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中共东北政权的巩固，特别是中长路全线通车，对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军港和大连市、发展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斯大林对此表现得极为大方。不过，就全国情况来讲，苏联还要顾及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尤其是可能由此引起的与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中共进一步要求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帮助全面恢复东北及华北经济的问题，莫斯科就要慎重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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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苏共对进一步援助中共的忧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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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时，中共便开始筹划经济恢复和未来建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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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8日，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苏联帮助制订在东北地区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林彪首先通报了解放战争顺利进展及解放区开始经济建设的情况，并对科瓦廖夫专家组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讲述了在恢复经济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信中说道：中共准备至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东北地区经济恢复的工作，为此需要制订一个全面计划，而中共缺少有经验的技术干部。林彪请求斯大林派来至少100名各部门的专家，“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运营计划”。信中列举了14个方面所需专家的具体人数。这封信经马里宁转给莫洛托夫，10月6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说，经研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莫洛托夫等人的意见是：（一）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三）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为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进行联系；（四）以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再行商议。征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将答复发往哈尔滨。[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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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的建议显然是考虑到在中国局势尚未明朗化之前，避免因树大招风而给苏联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但莫斯科的答复的确无法满足中共的需要，于是科瓦廖夫在1948年12月带着中共的要求回国后，又一次向斯大林提出了报告。科瓦廖夫明确指出：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苏联未能给中共以全面帮助，为此毛泽东、林彪、高岗和陈云再次要求向斯大林报告，中共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1）派各种工业和财政计划专家来中国。（2）修复满洲以外，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的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3）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的军工厂并组织生产。尽快恢复抚顺煤矿及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完成吉林大型水电站建设并开始供电。（4）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5）派出军队组织和训练及后勤建设方面的顾问。鉴于中共东北局特别要求应强调急需派来专家一项，科瓦廖夫提出，至少应派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科瓦廖夫还建议，应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其任务，一是研究同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制订苏联有关各机构和部门统一的实际措施及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二是研究中共的经济状况和原料来源，以及设备、材料和信贷方面的需求。三是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180]与此同时，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报告，对于林彪信中请求往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帮助制订经济计划的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此外，对于高岗提出的其他要求，如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为满洲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保证鸭绿江上已交朝鲜的电站也为满洲所用等，以及科瓦廖夫报告中转述的要求，葛罗米柯认为均应该满足或给予重视。故而，葛罗米柯建议，除保证东北铁路运营的措施已经制定等待批准外，应该委托交通部长贝舍夫、科瓦廖夫和他本人把中共的请求整理成文件，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议草案。[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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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要求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的要求，苏联立即答复同意。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在华停留期限从原定的1949年1月1日延长至4月1日。[182]至于其他要求，特别是派出大量专家的问题，科瓦廖夫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1月5日向斯大林呈送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根据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而提出的请求苏联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援助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各类专家533名，以及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细目。报告认为，“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定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因此，除铁路设备和材料外，最好暂时不要讨论中共的计划和申请，而是派出一个苏联专家组到东北进行实地考察。报告为联共（布）中央起草了有关决定：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派专家小组对东北冶金、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方案。报告还提出了赴东北进行考察的100人专家小组名单。[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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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样慎重的做法，如果说专家是从经济措施可行性角度出发的，那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共的一切援助，在形式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斯大林显然不愿与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公开唱对台戏。到1948年底，中共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谨慎。[184]一方面，斯大林不想给美国人留下莫斯科在背后支持中共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转变的决策方面，斯大林还有一个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在这方面，莫斯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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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1945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中苏条约显然属于不平等条约。撇开外蒙古问题不说，单就苏联把已经卖给伪满洲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为其战利品与中国合营，又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实际占有大连市而言，已使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当时国民对苏联的反感与此不无关系。[185]中共对此也有同感，虽没有明说，但确是心存芥蒂，并且在经济方面与苏方的接触中时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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