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3488 中苏领导人关于调停和谈一事的争议到此作罢。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在14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我们可以立即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到你们的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谈”。[73]对此，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建议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于1月底2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74]至此，进行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讨论终于结束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首次会见，不得不变换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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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490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已定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75]然而，同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一次在调停和谈的问题上，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个中原因，毛泽东的倔犟个性的确起了作用，从前引众多电报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急于求见斯大林，以获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许多细微之处的措辞上又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个事事顺从莫斯科的人。对此，双方心里都是清楚的。尽管斯大林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宽容地告诉毛泽东，“拒绝我们的建议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但他内心的感受很可能是另一番滋味，这也难怪毛泽东后来屡次说斯大林把他看作中国的铁托。不过，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控制了中国局势的发展，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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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492 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停止内战。这也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76]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与毛泽东就和谈问题发生争议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开始转变。2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向罗申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愿望，并征求他的意见。罗申明确表示：“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第二天代总统李宗仁再次向罗申表示了强烈的要求和谈的愿望，但罗申则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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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494 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所以面对中共的优势地位和强硬立场，他很快就默不做声了。1949年初斯大林仍有意调停国共和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1948年不同，斯大林此时提出由苏联出面调停，主要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而是考虑如果美国人出来调停，并对中共表示友好，则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有可能被控制在美国人手中。所以，斯大林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还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有关调停问题的讨论结束以后，斯大林的目标已经基本转向了支持中共，并力图把中国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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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496 要做到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此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他们在确定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或政策时，往往需要通过迂回的方式试探对方的真实态度。在未来中共政权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上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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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498 在中国内战局势开始转向对中共有利的时候，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对时局的宣传口号，其中提到中共的目标是“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口号也提出：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8]然而在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却声称：“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在收到苏联情报部门转来的这封电报后，斯大林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上了着重线。[79]毛泽东为什么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却向斯大林表示中共将来要学习苏联建立一党制政权？很可能，毛泽东是担心中共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尽快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公开宣布的这个主张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不同，从而引起斯大林的疑虑。为此，毛泽东有意向斯大林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由于久久没有收到莫斯科的答复，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向斯大林报告中国的局势时，在谈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的民主同盟这一组织时，试探性地指出：“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80]斯大林显然很注意毛泽东在1947年11月电报中提出的意见，而这一说法与中共的公开主张完全不同，但他摸不清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故没有立即作答。直到看过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后，斯大林才于4月20日回电表示：不同意毛泽东11月30日电的主张，而认为3月15日电报中所说“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还顺便提醒毛泽东，南斯拉夫与苏联不同，实行的并不是一党制。[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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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00 这一事例表明，中苏两党之间的确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信任，而这种状况在考虑全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之前应当结束。斯大林派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其基本目的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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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05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5]

1702893506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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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08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耶夫）于1949年1月26日从莫斯科出发，30日到达西柏坡，同行的有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И.В.科瓦廖夫和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Е.Ф.科瓦廖夫。[82]根据目前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到2月8日离开中国，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共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即1月30日、31日和2月3日、4日、5日（两次）和6日与毛泽东的会谈（刘、周、任、朱列席），2月1日（两次）与周恩来和朱德的会谈，2月2日与任弼时和朱德的会谈，2月3日与刘少奇和朱德的会谈，2月7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未参加）的集体会谈。[83]在这些会谈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米高扬主要是听汇报，偶尔回答一些问题或插话，有时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表明苏共在某些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84]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给苏共中央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85]其实，仔细阅读这12份备忘录及以后几个月的大量往来电报就会发现，西柏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积极的，即使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当时没有充分表露出来，或者中共立即就表示赞同莫斯科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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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10 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地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毛泽东在2月3日和4日谈到中共的历史时，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毛泽东还两次谈到1937年7月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纲领性指示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共纠正了错误。关于苏共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共的帮助，毛泽东特别列举了1946年2月斯大林关于军事历史问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斗争的合理形式。[86]至于在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指出，“从1947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要求这样或那样的援助”，“你们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指责斯大林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犯下诸多错误，他的上述表白是否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毛泽东当时要让莫斯科明白，中共对苏共和斯大林本人是心存“感激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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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12 在感谢之后，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决心与苏共站在一起。毛泽东首先声明：“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幼稚的共产党人”，并几次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在谈到党的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工业管理、城市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民族问题以及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一再说到苏联经验的重要性，表明了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表明对莫斯科的忠诚，在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时，毛泽东称铁托就是中国的张国焘，是叛徒；在谈到两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请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周恩来则表示“真希望苏联离中国共产党的距离近些”，因为“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尽管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谨慎，还不能马上搞集体农庄等，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反复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中，“我们主张加强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而按其性质来说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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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14 尽管米高扬多次表示不同意中共那些过于谦虚的说法，并认为中国的革命具有历史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对于中共反复表明的亲苏立场，斯大林显然是感到满意的。下面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月3日谈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建议在中国局势稳定后，应该尽快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共产党亚洲国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对此，米高扬当即提出，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中共不应参加现在的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毛泽东随后问到，是否可以就成立情报局的问题与日本和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表示同意。显然，斯大林此时已经考虑到要让中共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而毛泽东也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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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16 除了对苏共表示感激、亲近和友好外，在涉及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时，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就是要求莫斯科给予援助。为此，他们讲述了中共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毛泽东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打败蒋介石只用缴获的武器就够了——而在于中共完全没有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刘少奇谈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大城市的初期，中共按照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分给了工人，结果工人把企业设备全部拆光卖掉了；有的地方强迫企业主提高工人的工资，以致他们无法经营，不得不关闭店门，结果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十分缺乏懂得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为此，甚至不得不推迟对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87]刘少奇和任弼时也多次谈到，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这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到：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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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18 正因为如此，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在这方面，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发展经济的贷款（3亿美元），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以及其他物资援助外，主要就是需要大批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2月2日的会谈专门讨论了在发展工业方面中苏合作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共将把东北放到显著地位，力争把它变成国防基地。在东北工业开发上，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援助的方式可以是建立苏中联合企业、苏联提供贷款和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任弼时强调，东北工业开发需要高级技术专家，而在鞍山的冶金企业中现在不得不利用日本专家。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二是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三是为我们提供资金”。“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将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想尽早知道苏联方面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则在2月4日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对于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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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20 会谈时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比较谨慎。周恩来在2月1日的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说，中共与外界的联系是从1944年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开始的，那时中共坚持了“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同样，马歇尔使华时中共也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此后就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与中间人有一些接触，也仅限于了解情况。接着，周恩来便大谈战后中共与美国的六次冲突，并总结说，“我们不会挑起事端，但如果美国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周恩来没有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担心引起斯大林的怀疑和不满。谈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介绍了中共的一些基本方针或做法，如原则上主张没收外国的企业，尽管执行时会灵活一些；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电台；停止或限制外国通讯社、出版社和报纸杂志在中国的活动；对美国在解放区的领事馆采取排挤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感到困难而主动撤离，对其工作人员则视为侨民；切断美国在华军事基地与外界的联系，逼迫他们撤离，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显然是考虑到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周恩来特别提到要把外国势力赶出东北，“在满洲和外国之间筑起一道铁壁铜墙”。至于苏联在中国的报刊，中共建议在名义上委托给中国的民主人士，而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可以实际上继续自己的活动。毛和周还提出了未来新中国政府与外国建交的问题。鉴于有消息说美英可能会承认中共政权，中共领导人考虑了两种方案：或者争取各国立即承认（希望苏联首先承认），或者不急于与各国建交，拖上一年半载。中共倾向于第二个方案，并希望苏共对此提出建议。至于贸易问题，中共将首先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只有多余的产品才卖给西方国家。对这些问题，米高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在说到没收国外企业时，两次提出对日本、英国和法国的资产应该实行国有化，但对美国的财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在中国局势稳定以后，“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或许，斯大林此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能刺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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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22 会谈也涉及中苏两国的利益问题，这主要反映在外蒙古、新疆和东北问题上。不过，双方对这些问题都只是试探性地表示了看法，而无意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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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24 在2月4日的会谈中，当米高扬指出苏联主张在中国实行民族自治而不是民族独立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趁机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虽然米高扬已经表明苏联不支持外蒙古和内蒙古联合的建议，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中国了。米高扬反驳说，外蒙古早已独立，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承认。即使有朝一日外蒙与内蒙合并，也只能是一个独立的蒙古。这时，任弼时提醒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不过，毛泽东则大笑起来，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取消外蒙古独立对苏联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刺激性的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外蒙古宣布独立时，俄国便乘机插手蒙古问题。不过，沙皇并不支持外蒙古独立，而是希望表面上保持中国“宗主权”的地位，实际上由俄国来控制外蒙古。1915年签订的《中俄蒙协约》体现了沙皇俄国对蒙古问题的战略意图。[88]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在内战中借追击白匪进入外蒙，并乘机实行占领。虽然1924年的《中苏协定》承认中国对外蒙享有主权，但只是条约具文而已，苏联政府通过军事占领实际控制了外蒙，实现了沙皇俄国在蒙古问题上的战略。[89]战后苏联对蒙古问题的政策又进了一步，即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其成为保障苏联安全的缓冲地带。凭借实力地位，借助美国人和蒙古人的帮助，斯大林软硬兼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独立。[90]可以说，对于苏联的东部安全来说，蒙古在苏联的掌控下实现独立是第一重要的问题。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在2月6日的会谈中，米高扬仍然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外蒙古领导人热心于把整个蒙古联合起来，但苏联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其结果是中国将失去大片领土。斯大林在这里说的不完全是实话。外蒙古宣布独立后，1946年2月在讨论苏蒙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蒙古领导人乔巴山确向斯大林表示了要把内蒙古和兴安岭地区并入蒙古共和国的想法，斯大林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但答应乔巴山“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91]现在，斯大林当然不会再考虑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的问题，但是要让外蒙古回到中国，也是万万行不通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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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26 新疆问题也是2月4日会谈中毛泽东主动提出的，但这一次未等毛泽东把话题展开，米高扬就抢先说：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引发的。但是，“如果让新疆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那可能会留下独立运动的土壤”。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只是要与新疆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白崇禧告诉他，伊犁暴动者使用的是苏式武器。米高扬立即说，对此事不清楚，但苏联没有支援过新疆的独立运动。随后，毛泽东谈了三层意思：中共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完全的自治权”；对新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很感兴趣；建议在新疆修建铁路把中苏连接起来，这具有战略意义。最后，在2月6日谈话时毛泽东说，按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对于苏联来说非常敏感的话题，而米高扬迫不及待的解释和辩白给人的感觉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苏联对新疆的确是非常关注的，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华的12个驻外机构中有8个在新疆，可见这一地区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93]1944年11月发生的伊犁事件，确实也与苏联背后的大力支持有密切关系——苏联不仅为起事者训练军队，而且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过，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倒是一句实话。否则，斯大林就不会为使1945年中苏条约尽快签字而许诺帮助平息新疆事件——他确实也做到了。[94]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几句话对中共提前解决新疆问题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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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28 在接下来谈到东北问题时，双方就没有那样直接了。在谈到废除旧蒋介石的卖国条约时，毛泽东说，他曾向民主党派领导人解释，有些具有爱国性质的条约不能废除，如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96]米高扬要求说明这种说法的根据，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目的是保卫共同的利益”[97]。毛泽东还谈到，一位国民党立法院女委员曾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嘲笑说，这个女人不懂得政治。米高扬当时对此未发表意见。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后，在2月6日的会谈中，米高扬指出，苏联认为“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苏联将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共认为需要立即撤军，苏联也准备这样做。但是，米高扬接着指出，中长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所以这个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其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苏联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一起讨论解决。米高扬关于旅顺的讲话令中共领导人感到惊奇，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苏军立即撤离旅顺港，认为这样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这个问题应该留待中国“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过，毛泽东提出，“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财产归属问题上还有些小问题”，这可以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去研究，然后向中共和苏共报告。事情后来的发展表明，在这里，中苏双方都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至少中共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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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30 总体说来，米高扬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并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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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32 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并规定了各种具体办法。但在此决定下发之前，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优先考虑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需要，“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指示还要求尽快与数来呢商业机构联系，将各项外贸政策告知他们。[98]为了让全党重视与苏联的关系，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99]看到“中苏关系今后会更加发展”，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了以后关系更密切，工作更合拍，误会更少”，需要对过去三年来的中苏关系进行认真总结，并编成书面材料于5月底派专人送到中央。[100]毛泽东本人则进一步向斯大林表示了敬佩之意和感激之情，他在5月12日会见科瓦廖夫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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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34 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日程目录看，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或做出决议的中国问题数量明显增长，1949年全年达69个，是前一年的8倍，而且主要是与中共有关的。1950年更猛增至123个，其中还不包括朝鲜战争问题。[102]这说明，在中国政权易手之际，对华政策在斯大林的考虑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此时苏联需要控制的已经不仅仅是东北或长城以北，而是整个中国了。档案文献显示，从1949年2月起，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对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或做出答复。笔者还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联系的方式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而现在科瓦廖夫作为苏共中央的代表，则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这无疑促进和便利了双方的沟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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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3536 为了配合中共在西柏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措施的实行，2月16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苏联政府已指示其在中国各地的领事：“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联系”，且必须在中方提出请求之后；在中国各解放区的苏联刊物移交给经过领事挑选的中国公民，并应妥善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塔斯社和苏联新闻局应停止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来自莫斯科的苏联消息均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停止日常活动，而只能根据莫斯科与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一些文章和通讯报道。[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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