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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进一步向莫斯科通报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征询苏共的意见。3月12日陈云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国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以出口5万吨粮食换取必需的商品。陈云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协议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而在香港采购的都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表示对此持反对意见。[104]4月13日科瓦廖夫又报告，毛泽东告知，最近美国政府想通过花旗银行给中共政权贷款1亿～3亿美元，还有10个美国商业公司发来电报，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此，中共均不予理睬。毛泽东还说，从和平谈判的进程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因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即在中共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手续”。毛泽东声明，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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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19日和26日电报中，斯大林以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式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强调，“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此外，只要贷款和贸易的条件不会限制中国的主权和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苏共中央认为“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至于同香港的贸易，斯大林请科瓦廖夫转告陈云，苏共“希望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不过，买卖什么货物应该由中共来决定。[106]鉴于科瓦廖夫在19日的电报中说，中共领导人对渡江和南下作战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斯大林在另一封长电中告诫中共，要警惕帝国主义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特别是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及进军边境地区，而要做认真准备。二是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出两支精锐部队调往各口岸，补充那里的军队，以防备敌军的行动。三是目前不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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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泽东还向科瓦廖夫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了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那里的陆军和海军。不过，为了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2亿美元财产，美国政府考虑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谈到未来的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希望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司徒雷登说，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后，会有许多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相信司徒雷登的话，至于美国等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呢”。[108]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中共当时与美国接触时的实际做法和态度要比毛泽东汇报的积极得多，他这样讲，当然是担心这件事会引起斯大林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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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到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苏之间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如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领导核心和机制，加强海关和边防军建设，暂不削减军队人数，建立沿海防御阵地以防敌人在后方登陆，与苏联建交前不大规模宣传中苏友谊，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暂不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南下的部队不越出国境并暂时不要求收回香港和九龙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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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会谈后，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2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同时，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240.1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保留科瓦廖夫领导的满洲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国内的职务及相关权利和待遇；允许科瓦廖夫根据在满洲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在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出入境手续，只需凭科瓦廖夫签字即可；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110]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还做出决议，决定租用5艘外国货轮（总载重5.5万吨）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111]6月16日又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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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研究者认为此期斯大林似乎有意拖延给中国的贷款。[113]斯大林确实提出政府之间的贷款需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办理正式手续，但又指出这个手续也可以通过科瓦廖夫代办，而不必非要派正式代表团来苏联办理。[114]事实上，苏联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为中共提供急需的贷款。如1949年3月为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解放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其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115]5月14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16万捷克克朗和5.3万英镑；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11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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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苏联援助方面，中共最迫切的就是要求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和顾问尽快到中国来。在4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划”。在谈到占领大城市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最后，毛泽东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117]5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尽快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118]6月9日，毛泽东再次给斯大林发电说：“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于600名，并准备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接受这些专家，把他们安置到各计划、财政、经济机关和工业企业中去。毛泽东又特别指出，第一批专家共258人，应于今年6～8月来华。电报还列表详细说明了拟聘600多名专家的各自专业。[119]6月1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又提出要苏联派国防工业的专家来中国。[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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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121]另外，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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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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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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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初考虑，在新政府成立后派任弼时和王稼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间在1949年7月或8月。[122]5月上旬，因任弼时患高血压病，代表团改由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123]直到6月11日，毛泽东仍向莫斯科通报说，中共代表团要等8月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访苏，以便正式签订贷款和专家的合同，同时能让苏联专家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124]刘少奇6月中旬赶到北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决定代表团在新政府成立前访苏，起程的日期是6月21日。[125]目前没有证据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新政府成立的时间推迟，而中国又迫切需要苏联的贷款和专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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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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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等人6月26日到达莫斯科，8月14日离开苏联，其间高岗于7月30日先行回国。[126]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其一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其二是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其三是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其中6月27日和8月5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6月11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7月27日会谈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举行。[127]刘少奇还在7月5日和6日就访苏活动安排问题与科瓦廖夫，在7月23～25日之间就国内外贸易问题与米高扬，在7月30日就对外政策问题与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了正式会谈。[128]通过这些会谈，中苏双方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了解。此外，代表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重要机构或企业参观，学习苏联的经验。[129]苏联为此进行了周密安排，满足了中方的各项要求。[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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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苏联为刘少奇的访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刚一见面，斯大林就为中共送上了一份大礼。在6月27日夜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中方没有谈到的事情，斯大林也主动提出帮助解决。首先是贷款问题，鉴于中国新政府尚未成立，斯大林决定由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分10年偿还。斯大林说，由两党签订贷款协议，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中方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只需按照中国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如果需要，差额部分将由苏联政府补足。如果苏联专家在中国有不良行为，交由苏方处理。斯大林强调：“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至于中国急需的派往上海的专家，斯大林说，苏联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随时派去。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是新疆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并表示苏联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驱散和击溃拦在途中的敌骑兵部队。斯大林还建议，为了巩固国防，应当让汉族人向边境地区迁移，把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5%提高到30%。关于海军建设，斯大林说，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进行，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131]的歼击机。最后，斯大林提出，苏联准备在所有中国需要的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但为了使代表团能够广泛和公开地进行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建议使用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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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如此主动和慷慨的态度表明，苏共已基本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至少要让毛泽东明白苏联是有此意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刘少奇的访问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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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这次访苏，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得到了莫斯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取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如主张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上“最好不要急”；目前不要没收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经济企业，等一等再看；建议成立各省地方政府，以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目前提出的共同纲领只是党的方针，应尽快着手准备国家宪法；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等等。[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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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恐怕是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134]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写道：“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表示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显然是颇有感触的。[135]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对此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团结。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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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斯大林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137]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亲密和融洽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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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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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贷款协定。尽管中国急需贷款，但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还没有具体计划。斯大林提出由双方组成一个共同委员会，确定使用贷款的货单。毛泽东要求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商定贷款的具体内容。贷款原则上50%用于东北，其次是华北和西北的经济恢复。[138]7月11日双方商定，组成贷款协议起草委员会，协议由高岗以东北政府名义签字，以便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139]23日达成初步协议，26日中共中央对草案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确定协议应由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签订，俟中国政府成立和中苏建交后，再以同样条件由两国政府签署。此外，删除购买苏联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140]贷款协定于7月30日由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签字。[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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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家协定。早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就曾致电陈云、林枫，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142]出国前王稼祥又让邓立群准备了一份有关方针政策的文件。[143]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在8月5日夜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6月27日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再次强调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还提出苏联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应由中方承担。[144]会谈后，双方讨论并商定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协定是以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名义签订的，其中规定：派到中国的600名苏联专家将以顾问的资格在中国各部门负责人领导下工作，期限一年，苏方负责人为科瓦廖夫；苏联专家的薪金依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资格的中国专家的标准，以中国货币支付，并保证提供中国专家所享有的其他供应和补贴；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间，中方应无偿提供住房、家具及取暖设备等。[145]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做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146]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央批准。10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照此签字。[14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的如苏联专家犯错误应由苏方处理的原则，在协定草案中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与王稼祥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达指示，加快专家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表明他注意到这个问题。[148]于是，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时，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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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中国建立大学。刘少奇在7月6日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建立一所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和干部，学员1000人，学制1～4年不等。[150]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151]7月25日，毛泽东去电表示：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152]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153]或许是考虑到在首都设立一所中国人的大学并非妥当，苏方提出把学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尔马达（Алма-Ата，即阿拉木图）市。8月7日，刘少奇和王稼祥建议把这所大学改设在北平，请苏联派教授来中国讲课，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个建议。[154]8月13日，苏共中央外交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155]随后，苏联教育学专家П.И.费森科和В.Ф.菲利波夫被派往中国帮助筹划学校的建立。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156]此外，中国希望派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去苏联进行短期学习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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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军和海军建设。7月10日，根据朱德建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100架左右飞机，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准备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中央书记处电告刘少奇与苏方商谈。在7月27日的会谈中，苏方答应向中国出售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158]8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因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一线轰炸造成严重损失，请苏联提前运来360门高射炮。[159]经商谈，苏联军方于8月9日提出了一个组建高炮兵团的方案：以3.7厘米和8.5厘米高射炮各180门组成10个高炮团，一周后即可准备好；为训练中国炮手，苏联将派22名教练在炮兵上校或少将带领下，随中共代表团去中国。11日中方回电，完全同意苏联方案，提出再订购360挺高射机枪。[160]除了6月27日谈到的对海军的援助外，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11日会谈中又答应在旅顺帮助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并帮助中国建立海岸防御体系。[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