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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告知6月28日黄华来访的情况，并分析了北上的利弊，请“国务院考虑和决定”。[212]但此时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同一天，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213]显然，当毛泽东得知刘少奇通报的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后，对于司徒雷登是否北上已经不感兴趣，特别是不想让美方以此制造舆论，说中共有意与美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不愿走出冒险的一步。7月1日，即《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天，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最高层指示他不得访问北京。[214]第二天，傅泾波向黄华通报了这一情况。[215]中共高层与美方的接触到此告一段落，而这一停止竟长达22年。[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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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并没有向莫斯科隐瞒与美国继续接触的情况，特别是列多夫斯基在6月11日会面时说过“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后。几乎每次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情况，黄华都向苏联参赞进行了通报。不过，从列多夫斯基的札记看，黄华努力要让莫斯科相信，司徒雷登与中共高层的会见，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并且表现积极。而中共则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了解美国的情况，并让美国人对改善中美关系寄予希望。值得注意的是，黄华对列多夫斯基说，他曾拒收司徒雷登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而这个情节在司徒雷登的报告和黄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外，艾奇逊7月1日否定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情况，黄华见到列多夫斯基时也只字未提。[217]很明显，一旦司徒雷登成行，中共希望莫斯科理解，这是美方积极促成的，而对于中共来说，这只是一个策略。为了表明中共的反美立场，《人民日报》在6月19日公布了刚刚破获的美国间谍案，24日又刊登了一篇批判英美外交为“特务外交”的文章。[218]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尽力寻找能够指控美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人证、物证，并考虑在间谍案宣判后，以同样理由驱逐美领馆的全体人员。[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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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6月27日明确表示了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倒向苏联的信心，同时也更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起斯大林的误解和疑心——6月30日的电报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态。[220]于是，在同一天，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即《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221]接着，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策的评论文章。[222]《别了，司徒雷登》可以说是“一边倒”宣言的一个脚注。斯大林对毛泽东发表的宣言非常满意。中共中央在7月4日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有关外交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一句话旁，斯大林画了着重线，并批注：“好。”[223]很快，7月6日的《真理报》在第3版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出版了单行本。20日《新时代》杂志还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进行详尽介绍。[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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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四个月后，刘少奇、高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上是东北人民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苏联，也是自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和共产国际解散后，到苏联访问的第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而这次访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中苏双方在西柏坡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然而，作为同盟关系，这里还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和隐患，即国家利益问题。不错，中苏结成同盟的意愿首先是出于对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在这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只有在最高层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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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期苏联对新疆控制的情况，可参见David D.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3～227页；Бармин В. Синьцян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37-1946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1，с.84-95；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第125～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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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239～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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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412～424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见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13，1948，NSC 34，DDRS，CK3100371087- CK31003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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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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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上升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见《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273～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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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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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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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细论证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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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1947年中国局势变化的过程，金冲及先生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论述。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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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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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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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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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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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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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很能反映出他的这种考虑：“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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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详见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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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c.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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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1947年6月15日），АПPФ，ф.39，оп.1，д.31，л.2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V，К.1，с.327。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捷列宾是阿尔洛夫的化名，其公开身份是毛泽东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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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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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1947年7月1日），АПРФ，ф.39，оп.1，д.31，л.2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1，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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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9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5-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1，с.364-367。档案集原文标注的馆藏页码为3～9，笔者对比前后的档案文件，疑有笔误，故做此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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