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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联便履行了诺言。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武装力量部向解放军总部及军事学校派遣领导干部、顾问、教员、教官及服务人员共915人，其中空军780人，海军86人，炮兵21人，所有费用均由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同时，向空军提供各种教学用飞机334架、装有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8.5厘米的120门，3.7厘米的240门）、高射机枪360挺及各式炮弹，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作为附件下达给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指令，要求他们服从中方的领导，尊重中国军人，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等。[162]11月4日，为保证中国航校和高射炮团组织筹备和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增派97名空军顾问、教官及军医等服务人员，供应500辆汽车、12台拖拉机、6架У-2型飞机、91台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价值2800万卢布。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总值为1.258亿卢布。以后两个月，部长会议又连续三次决议向中国提供伞降物资、机场装备、航空汽油等，计值1.663亿卢布。[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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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问题。对于斯大林尽快占领新疆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肃清通往新疆的道路和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7月6日刘又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具体化。[164]斯大林11日答复，新疆没有飞机场，空运军队还无法办到，至于帮助扫清通往新疆的道路，苏联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很容易解决问题。[165]看来，斯大林此时对空运问题尚未拿定主意，不过答应派飞机助战已令中共感激。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166]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伊宁，“在那里建立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167]刘少奇向马林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通过师哲与苏联商定了新疆与莫斯科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呼号、波段和频率，因为“新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在最初阶段是极其必要的，借此新疆才可以与北平建立联系”。第一次无线电联系的时间定于8月14日晨。[168]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北平及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伊犁暴动的领导人。后来，中共对新疆问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力群电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9]由于兰州、西宁战役相继告捷，通向新疆的道路已经平静，故而苏联的空军没有用上，不过在帮助解放军迅速入疆方面，苏联的飞机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1月5日，第六军军直机关及下属第十七师（炮兵除外）共计12446人，还有武器装备125734吨，就是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Л-2型运输机，分别从酒泉运送到哈密和从哈密运送到迪化的。[170]不过，对于中方提出的修建一条从苏联经新疆连接中国内地的铁路的建议，斯大林认为线路太长，可以先考虑铺设石油管道。作为替代方案，他主张可以修建经外蒙古库伦至张家口的铁路。[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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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访问也有一些问题未能如中共所愿得到解决，其中主要是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帮助中共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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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这主要是指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反映出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172]米高扬走后，中共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173]对此，中共采取了试探性做法。在中共中央7月4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先是说“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说，中方考虑有三种：一是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是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三是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斯大林在前面那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并写道：“对。”而对于中方提出的三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1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174]其中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具体问题，双方在西柏坡均已表态，因此这次没有涉及。不过，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175]显然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斯大林认为还是将问题搁置起来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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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柏坡没有谈到的大连问题上，双方还是交换了意见。其一，中方希望能够开放大连港，以利于同日本和香港做生意，还询问是否可以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为此，中方甚至愿意把条约期限从30年延长至60年。其二，中方希望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以减少外汇负担，恢复大连的工业。[176]对第一个问题，7月11日斯大林明确答复：“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的请求。对第二个问题，鉴于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提出让中共东北局与大连苏联占领当局“商量解决”，原则上“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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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与中苏条约有关的就是蒙古问题，尽管知道斯大林的明确态度，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还是借“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反映了一些中国的看法，而作为中共的表态，报告的措辞也是有所保留的：“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178]在会谈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显然，此时中苏双方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和战略问题，而未来主权和利益上的分歧问题，他们宁愿拖到以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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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谈中另一个隐含的分歧是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在7月25日要刘少奇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说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预计在1950年下半年开始，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除了要求苏联为中国提供飞机和训练飞行员外，毛泽东还试探性地提出请苏联空军和海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179]刘少奇是否或怎样向斯大林转达了这些话，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不过，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180]科瓦廖夫回忆说，斯大林还指出，苏联从军事上支援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从而为他们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此外，苏联在战争中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俄国人民不会答应参与这场冲突。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重复了这些看法。会谈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181]从斯大林的一贯做法看，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就是援助了，解放台湾是中共自己的事情。[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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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斯大林已经确定他能够与毛泽东走到一起了。如果说在西柏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地向斯大林表露了中共愿意追随苏联的意愿，那么在莫斯科，斯大林也向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同意接纳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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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国际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各自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至少到1949年已经形成），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暂时搁置或退让的方针。这就是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原因。由此可以认为，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183]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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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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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既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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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184]这是中共在执政前公开宣示其内政外交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举措。毛泽东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所说的“发表文告”以表明与苏联关系的那个“机会”终于到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一边倒”，这一举动的结果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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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研究者受当事人对刘少奇访苏时间记忆错误的误导，认为毛泽东此举是向斯大林示好，为莫斯科会谈铺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边倒”宣言是6月27日会谈的直接结果。[185]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确定了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对此，他不仅在党内反复宣传，而且一直渴望让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尽管他访问莫斯科的愿望没有实现，但米高扬访华让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但是斯大林究竟是什么立场，毛泽东还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和完整的说明，苏共与中共接触时的谨慎表现更让毛泽东心里没底。[186]在向全党保证“一定要到来”的国际援助尚未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宣布一个表明未来新中国将与苏联结盟的方针，不仅对党内和国人没有说服力，甚至连他自己也缺乏信心。斯大林在6月27日会谈中的表现终于让毛泽东看到了光明，6月28日下午，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关于会谈情况的报告。[187]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于是，发表文告的“机会”也就到来了。当然，毛泽东在斯大林刚刚以实际行动表明苏共的立场后就立即地发表宣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刘少奇访苏的成果，进一步加强中苏结盟的趋势。为此，毛泽东必须让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放下心来支持和援助中共，而在这方面，最敏感的就是中共正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频繁接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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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毛泽东与苏共中央驻北平代表伊·瓦·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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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底苏联驻华使馆就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188]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国务院授权他不仅以外交官的名义，而且以久居中国的老朋友的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他们对美国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有所影响。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继续留在南京，寻机与中共接触。[189]国民政府迁移广州时，与苏联大使罗申急匆匆随行的做法不同，4月12日和22日，国务院决定听取司徒的建议，美国使馆不迁走，而是留下来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190]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府。[191]毛泽东向来看重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中共既确定了走苏联的道路，在冷战的格局中，自然是要坚持反美立场的，何况美国一直在支持他的宿敌蒋介石。不过，从策略上讲，毛泽东并没有采取一种僵硬的立场。从处理华德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始终是灵活的和留有余地的。[192]在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3]于是，便有了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互访的情节。[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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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黄华与司徒雷登的秘书、燕京大学的同学傅泾波第一次见面，提出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美国应表现主动，并接受了傅泾波的建议，答应见“老校长”司徒雷登。[195]10日毛泽东致电致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电报叮嘱说，应申明谈话是非正式的，如司徒态度友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如美表示愿意与中共办交涉，不要拒绝。[196]13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按照后者的描述，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当黄华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后，司徒雷登说，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认。对于黄华提出的美军撤离青岛基地的要求，司徒雷登答应转达，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但他回避了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问题。[197]对于上述接触的情况，中共及时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在与傅泾波会见前（5月4日），以及两次与美方接触后（5月10日和15日），黄华都把中共的想法和会见的情况告诉了留在南京的苏联参赞列多夫斯基。毛泽东则在5月22日向科瓦廖夫介绍了与美国接触的整个情况，并特别说明中共对美国不感兴趣。[198]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立场，并感谢中共通报的情况。[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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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内和对苏共的讲话中，多次表示对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既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要让美国人感觉到他很看重与美国的关系，那只是一种稳住美国人的策略。毛泽东担心的是在胜利的最后关头美国会采取某种行动，使中国革命功亏一篑。占领上海的第二天，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的一封电报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故应“预筹对策”。[200]保持与司徒雷登接触，让美国人心中燃起对中共的某种期望，就是毛泽东进行的心理战。何况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莫斯科对中共的真实立场，从策略上考虑，也需要留有余地。因此，在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后，中美接触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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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徒雷登会见后，黄华又见过两次傅泾波。傅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他对上次谈话是负责任的，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6月3日，黄华还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的名义会见留在南京的所有外交官，宣布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及其他具体政策。会场气氛十分活跃。[201]6月6日，黄华再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外事处会晤。关于中美关系，双方重复了上次谈话的内容，给司徒雷登留下的两个明确印象是，中共急于想让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想让美国在承认新政权方面表现出主动。司徒雷登感到，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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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傅泾波再见黄华时称，与司徒雷登研究后认为：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因此，司徒雷登表示有意在回国前见到周恩来。[203]得到报告后，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处理这件事，便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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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傅泾波往见黄华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205]6月21日，周恩来答复：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但毛泽东在这里又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206]显然，此时毛泽东还不愿放弃这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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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司徒雷登接到陈铭枢从北京来电，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顺利”。[207]据黄华回忆，他后来从周恩来处得知，6月初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便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后，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转达司徒雷登关于贷款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208]《司徒雷登日记》6月26日（美国时间）记载：周裕康从北平回来，说毛泽东称，会像老朋友一样欢迎司徒雷登。他写道：“显然，黄华已把我打算北上的愿望报告上去了”。同日，司徒雷登还接到陆志韦6月1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北平之行。[209]这时，双方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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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的信拜访黄华，信中说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雷登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傅泾波称：“陆来函很突然，使司徒颇感惊异迷惑，不知用意所在。”又称：司徒雷登现因美国国会不久休会，时间迫促，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有意请傅泾波及黄华二人去北平。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210]6月28日，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黄华再度拜访司徒雷登，告之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他自己考虑决定。[211]看来，当司徒雷登北上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的时候，双方都明显地希望对方表现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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