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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司徒雷登日记》，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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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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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司徒雷登日记》，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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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周文稿》第1册，第22～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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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周文稿》第1册，第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84页；《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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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1949，FRUS，1949，Vol.8，pp.76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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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周文稿》第1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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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1949，FRUS，1949，Vol.8，p.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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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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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关于美国学者长时间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战后美国是否由于政策把握不当而失去了与中共发展关系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一机会只是出现在1944年夏到1945年春，到马歇尔使华时也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到1949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而毛泽东也已经决心向苏联“一边倒”了。近期美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John Carver，“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oices，”The China Journal，№49，January 2003，pp.128-130；Chen Jian，“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The China Journal，№49，January 2003，pp.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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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手稿），第47、47、52、54页，转引自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419～42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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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1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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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周文稿》第1册，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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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巧合的是，6月30日这一天，苏联驻华使馆呈递了一份关于《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从最近发表的文章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和苏联之间，在中共和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见《苏联使馆关于美英在华动向的备忘录摘要》（1949年6月30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6，д.117，л.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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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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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87～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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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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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Правда，6 июля 1949 г.；《人民日报》1949年7月9、31日，第1版。《人民日报》的消息说，毛泽东的文章刊登在《真理报》头版位置，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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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三章 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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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政治抗争，中共终于取得了国家政权，对于毛泽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状况，无论恢复经济还是整合社会，无论是安全保障还是国家管理，中共都需要立即建立并加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需要来自莫斯科的各方面的援助。所以，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他自1947年就已经表达而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亲自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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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说，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中共与莫斯科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的认同，从而为中苏同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同盟关系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并对外彰显。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中国和苏联，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已有说明，而笔者要强调的是中苏外交谈判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其处理的结果。在签订条约时，中苏两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两个问题：在形式上，是维持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还是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在内容上，如何处理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问题，甚至包括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斯大林曾经表示，这些问题只有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才能加以解决。然而，当毛泽东在起程前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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