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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只是不想重新签订条约，但他并不愿意得罪毛泽东。为了让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对他的信任和友谊，斯大林采取了一次超乎寻常的举动。12月24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呈送一份有关中共中央的材料，共提出12个问题，讲的大都是中共的政策和做法如何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如中共领导层“仍然对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和改革中起的作用估计不足”；“到目前为止，土地改革的实行还只限于”东北和华北地区，“直到现在地主还向农民收租”；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工商业已经准备好和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而对外国企业和国际贸易却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尽管英国和美国曾积极支持并正在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这些国家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情绪在刘少奇、周恩来和李立三身上反映得尤其明显。2004年，列多夫斯基在刊登这个文件时发表的前言中说，斯大林只允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阅读这个报告，却在一次会面时亲手将报告的副本交给了毛泽东。[30]根据中国的材料，斯大林在12月26日晚曾与毛泽东举行会谈，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现阶段的情况。会谈后，毛泽东向负责警卫的汪东兴透露，斯大林交给他一封涉及中共内部问题的信。斯大林说，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31]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反应，后来又有哪些举动，尚不得而知。[32]不过，斯大林做出人意料行动的目的，除了要安慰毛泽东以外，很可能是想制造一种中苏亲密无间的氛围，使得中国领导人不便再纠缠中苏条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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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此时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毛在出发前曾向科瓦廖夫说过，民主党派很多人本来就反对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理由是：按照中国传统，改朝换代以后，都是外国人来中国朝拜，而不是相反；单独访问苏联会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33]而中共说服这些党外人士的理由就是周恩来12月16日在第11次政务会议上所说的，毛泽东这次访苏就是要废除1945年那个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条约，而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34]惟其如此，中共才能向民众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向苏联“一边倒”，中共政权也才能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伟大的形象。所以，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空手而归，他决定待在莫斯科，哪里也不去，等待时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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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日上午，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谈到在苏联的活动，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同斯大林进行“工作会晤”，并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35]毛泽东并非无意谈起的这两个问题，无疑对斯大林是一种压力和刺激——既然苏联不愿意谈签订条约的问题，那么毛泽东只有提前回国，以便同西方国家讨论建交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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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便赶到毛泽东的住所，谈及要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原因是“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王稼祥建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37]或许是中方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征得苏方同意，或许是苏方事先询问过中方的大体看法，无论如何，斯大林很快就让科瓦廖夫带着经他本人签字的答记者问文本来见毛泽东。[38]会谈中，毛泽东向科瓦廖夫表示，“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明和补充的”。毛说，他打算在莫斯科住到22～25日，在此期间，希望与斯大林讨论“答记者问中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希望拜会其他苏联领导人。[39]科瓦廖夫走后，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即致电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40]这份文件显示，毛泽东将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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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签字同意让毛泽东在《真理报》上提出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就表示他已经决定让步了。当然，给斯大林施加压力的不仅是毛泽东，西方的另一个传言更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12月30日华盛顿有消息说，国务院于23日曾秘密指示美国驻国外各领事和外交代表，做放弃台湾的舆论准备，国务院认为放弃台湾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42]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事实上，12月29日，坚持保护台湾的美国军方与主张放弃蒋介石的国务院之间就对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43]结果是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44]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再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其目的就是以放弃台湾为代价而实现分裂中苏关系的方针。[45]显然，考虑到美国拉拢中国可能导致的后果，斯大林是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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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奉命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毛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未加思索地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立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时便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46]看来，毛泽东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并已计划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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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47]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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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莫斯科对中苏谈判文件的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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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1945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做了精心准备，设计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下的各种协定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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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8]就在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的时候，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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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组织了一个有众多专家参与的条约起草委员会。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即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49]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条约的名称中没有“同盟”一词，则是苏方依照惯例所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反感，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大都以此命名，如苏蒙、苏罗、苏匈、苏保等条约。[50]此外，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还看到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名称也完全相同。[51]不仅名称，除涉及东北问题（这一条后来删去了）外，其内容也与苏联同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条约差不多。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公布后，英国外交部政策司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与苏联同东欧各国的条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第一款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则与苏罗条约一模一样。条约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条约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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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3]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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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即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54]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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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56]1月22日向斯大林报送并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后交给中方的文本（第七稿）使用的也是这个名称。[57]苏方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提法。据俄国档案记载，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的问题”；在1950年1月6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毛泽东又提到“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同盟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是符合双方利益的”。[58]引起苏方注意的应该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都提到了“同盟”的概念，而苏联外交部前几个文本所使用的名称中却依照惯例没有加入“同盟”一词。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因为这比1945年与蒋介石签订的条约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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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问题。许多中国著作强调条约名称中的“互助”二字，是周恩来看到条约后加进去的。[59]这一说法的根据，大概都出自师哲的一段回忆：1月23日在讨论条约草案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60]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或人们的误解，因为苏方起草并交给中方的条约名称中一直就有“互助”（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二字。还有人回忆说，关于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的问题，周恩来觉得苏方的提法“还不够肯定”，加上了“尽其全力”给予援助一句。[61]有些研究者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中苏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议，还为增加这一句寻找了理由——这涉及核保护问题。[62]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在苏方第一稿（1月5日）中的提法是“相互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сяческую，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ую，помощь），第二稿（1月9日）已经改为“尽其所能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ет вовлеченной в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ейся стороне военную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в её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ми）。以后各稿，包括中方的修改稿，都延续了这一提法。因此，“尽其所能”一词为中方修改时所加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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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苏联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法律根据。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月13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理论中，都没有谈到在旧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其内容被新条约所吸收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不乏在旧条约没有被明确废除和取消的情况下其内容与新条约并行有效的例子。杜尔金涅夫斯基列举了道威斯和杨格计划，关于同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1890年和1906年中英西藏协定，以及苏联先后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等实例，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63]外交部此举的意图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的。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军事基地，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方针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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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部首先确定了处理中长铁路协定的原则。根据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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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苏联交通部便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1月19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如下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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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长铁路协定：（1）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需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2）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3）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4）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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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港协定：（1）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2）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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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还特别说明，要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65]这就是说，保证对中长铁路的控制并扩大其产权范围，对于苏联不仅有战略利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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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葛罗米柯、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1）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2）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3）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4）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5）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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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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