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4198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2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唯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只有议定书）。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三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68]况且，莫斯科也不愿为中方代表提供再讨论这三个协定具体内容的机会。
1702894199
1702894200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这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在等着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反应。
1702894201
1702894202
1702894203
1702894204
1702894205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2]
1702894206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斯大林迫于形势而做出重大让步
1702894207
1702894208
中苏关于签订新条约谈判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在于，同苏联改变其谈判方针一样，中国提出的条约方案也完全背离了谈判开始时本身提出的方针。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条约，而在实际上可以保留旧条约的具体内容。但在确定了要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原则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正是在涉及双方实际主权和经济利益的谈判中，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充分暴露出来了。
1702894209
1702894210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如缩短协定有效期。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会谈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69]
1702894211
1702894212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70]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具体修改是：在前言中加了一句“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将原草案第一条和第二条合并，原第四条调整为第二条，原第六条有关经济援助一句抽出，单列为一条（第六条），强调加快双方经济建设。可以看出，中国有意突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问题，但实质内容没有变化。[71]
1702894213
1702894214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研究论著都认为，条约草案是中方起草的，或是在否定苏方草案后重新起草的，而苏方大体接受了中方这个文本。[72]能够为这种说法提供依据的是中国的两个文件，即1月25日毛泽东的电报和2月8日周恩来的电报。毛在电报中说：“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73]周在电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第一次电告即为该草案。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除文字修正外，较重要的是第二条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和约；第三条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原第五六两条合为一条。故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已见第二次电告。”[74]如果不了解中苏同盟新条约的起草过程，看到上述文字，人们的确很容易理解为这个条约最初就是中方起草的。但现在可以断定，所谓中方起草的条约，实际上是在苏方提供的草案基础上修改的，虽文字改动不少，但没有实质性变化。这里的逻辑是，苏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后，那么最初文本应当是苏联起草的。当然，从逻辑上讲，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在看到苏方文本前中方已经起草了自己的文本。但是，中方最初并没有准备有关条约的文本。据刘少奇的报告，到12月下旬，中方只是草拟了贷款协定和航空协定的文本，以及贸易协定的货单。[75]那么，周恩来出发前是否准备了条约文本呢？《周恩来文稿》中公布的两个文件，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1702894215
1702894216
其一，周恩来1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同苏方一样，中方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条约谈判也进行了认真准备，甚至讨论了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但是，有关新的同盟条约，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顺租借期限及军港双方指挥权、大连自由港、中长路合作期限等问题”。[76]这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概念中，所谓新条约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到单独搞一个政治性和原则性的条约。因此，周恩来不可能在出发前就起草一个新的条约文本。此外，周恩来2月8日电也说，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条约及各项协定的。[77]
1702894217
1702894218
其二，按照周恩来手稿刊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78]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条约文本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据《周文稿》编者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着两个周恩来手写的条约文本，一个是工作草稿，一个是报给毛泽东的定稿，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这两个文本均没有标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后者，并根据判断把文稿写作时间标为“1950年1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周恩来手稿的起草过程和日期。笔者把中国档案中周恩来起草的中文本与俄国档案中的中方于1月24日提交给苏方的俄文译本（苏外交部译成俄文后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仔细对照后发现，这两个文本完全一样。[79]这就证明，现在人们在中国档案中看到的文本，就是当时提交给苏方的文本，也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在1月24日完成的，而且是在苏方文本的基础上修改的。
1702894219
1702894220
现在再阅读毛泽东（1月25日）和周恩来（2月8日）的电报，就可以看出，他们讲的“起草”，实际上是指修改苏方草案后的“重写”。至于为什么在电报中未提苏方的草案，恐怕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这种压力仍在继续增加。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80]还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公布以之前，正如1950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给国务院的电报所说，社会上就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做出让步的谣言”。[81]甚至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着”。[82]试想，在如此背景下，一旦外界知道中苏新约是苏联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便接受了，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意强调：对中苏条约的问题要“保守机密”，“不许乱说乱动”。[83]
1702894221
1702894222
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及其主要原则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84]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1702894223
1702894224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1月23日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26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85]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这里取消了作为自由港对外开放一条，增加了苏联租用码头和仓库及延长军事管制时间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这个协定根本无视在1月22日会谈中确定的原则——大连问题交由中方处理。显然，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中方看到苏联在大连的利益，以便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自己让步的余地。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提出的却是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1702894225
1702894226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86]
1702894227
1702894228
1702894229
1702894230
1702894231
图3-3 周恩来向苏方提供了中方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草案，斯大林亲笔在草案俄文译本上做了大量删改
1702894232
1702894233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使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以致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87]
1702894234
1702894235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88]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702894236
1702894237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主要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达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89]
1702894238
1702894239
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中长路的产权界定方面，中方也采取了妥协方针。关于中长路的产权界定，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并未完全谈妥，商定由科瓦廖夫与高岗在东北具体协商，再上报决定。不过，中方提出，对于1905年以后日本满铁会社开发的产业，虽在1945年曾确认为中长路产权范围内，但后来国民政府已经收回，如现在新政府“全部承认，将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表示可以重新审定。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2月16日），周恩来在给高岗的电报中指示：应该看到，把某些产业并入中长路，有利其发展，故可以考虑“采取妥协办法，拨出一部归入中长路产业”。[90]
1702894240
1702894241
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还要刘少奇准备于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这些文件，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毛和周估计，11日或12日就可以签字了。[91]
1702894242
1702894243
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在这次外交谈判中做出了实质性的重大让步。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对于苏联来讲，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就必须占有海洋优势，而制约这一点的就是俄国没有一个出海口。于是，从彼得大帝开始，沙皇俄国就在谋求出海口，即打通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在日本海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作为出海口对俄国很不理想。且不说这里距俄国心脏地区路途遥远（绕道远东），冬天不便使用（水面结冰），最重要的是所有舰船南下太平洋必须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所以，早在19世纪末，沙皇就通过与清政府合办铁路和租借旅大地区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的举动威胁到日本的利益，遂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丢失了到手不久的出海口。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斯大林又迫使国民政府签约，重新夺回了这个出海口。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非常重视租借旅顺港的问题，他亲自调阅了1898年3月北京条约补充协议所附关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原地图的复制件，以及驻东北苏军司令部标注有租借区和中立区分界线的辽东半岛地图。[92]就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斯大林说：为了清洗1904年俄国战败的污点，我们“已经等了40年”。[93]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5年之后，毛泽东就迫使他签订了新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条约，俄国人很快就将失去他们世代追求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斯大林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1702894244
1702894245
1702894246
170289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