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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周恩来1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同苏方一样，中方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条约谈判也进行了认真准备，甚至讨论了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但是，有关新的同盟条约，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顺租借期限及军港双方指挥权、大连自由港、中长路合作期限等问题”。[76]这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概念中，所谓新条约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到单独搞一个政治性和原则性的条约。因此，周恩来不可能在出发前就起草一个新的条约文本。此外，周恩来2月8日电也说，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条约及各项协定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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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按照周恩来手稿刊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78]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条约文本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据《周文稿》编者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着两个周恩来手写的条约文本，一个是工作草稿，一个是报给毛泽东的定稿，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这两个文本均没有标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后者，并根据判断把文稿写作时间标为“1950年1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周恩来手稿的起草过程和日期。笔者把中国档案中周恩来起草的中文本与俄国档案中的中方于1月24日提交给苏方的俄文译本（苏外交部译成俄文后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仔细对照后发现，这两个文本完全一样。[79]这就证明，现在人们在中国档案中看到的文本，就是当时提交给苏方的文本，也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在1月24日完成的，而且是在苏方文本的基础上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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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阅读毛泽东（1月25日）和周恩来（2月8日）的电报，就可以看出，他们讲的“起草”，实际上是指修改苏方草案后的“重写”。至于为什么在电报中未提苏方的草案，恐怕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这种压力仍在继续增加。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80]还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公布以之前，正如1950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给国务院的电报所说，社会上就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做出让步的谣言”。[81]甚至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着”。[82]试想，在如此背景下，一旦外界知道中苏新约是苏联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便接受了，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意强调：对中苏条约的问题要“保守机密”，“不许乱说乱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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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及其主要原则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84]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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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1月23日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26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85]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这里取消了作为自由港对外开放一条，增加了苏联租用码头和仓库及延长军事管制时间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这个协定根本无视在1月22日会谈中确定的原则——大连问题交由中方处理。显然，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中方看到苏联在大连的利益，以便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自己让步的余地。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提出的却是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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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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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周恩来向苏方提供了中方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草案，斯大林亲笔在草案俄文译本上做了大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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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使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以致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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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88]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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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主要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达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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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中长路的产权界定方面，中方也采取了妥协方针。关于中长路的产权界定，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并未完全谈妥，商定由科瓦廖夫与高岗在东北具体协商，再上报决定。不过，中方提出，对于1905年以后日本满铁会社开发的产业，虽在1945年曾确认为中长路产权范围内，但后来国民政府已经收回，如现在新政府“全部承认，将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表示可以重新审定。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2月16日），周恩来在给高岗的电报中指示：应该看到，把某些产业并入中长路，有利其发展，故可以考虑“采取妥协办法，拨出一部归入中长路产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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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还要刘少奇准备于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这些文件，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毛和周估计，11日或12日就可以签字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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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在这次外交谈判中做出了实质性的重大让步。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对于苏联来讲，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就必须占有海洋优势，而制约这一点的就是俄国没有一个出海口。于是，从彼得大帝开始，沙皇俄国就在谋求出海口，即打通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在日本海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作为出海口对俄国很不理想。且不说这里距俄国心脏地区路途遥远（绕道远东），冬天不便使用（水面结冰），最重要的是所有舰船南下太平洋必须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所以，早在19世纪末，沙皇就通过与清政府合办铁路和租借旅大地区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的举动威胁到日本的利益，遂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丢失了到手不久的出海口。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斯大林又迫使国民政府签约，重新夺回了这个出海口。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非常重视租借旅顺港的问题，他亲自调阅了1898年3月北京条约补充协议所附关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原地图的复制件，以及驻东北苏军司令部标注有租借区和中立区分界线的辽东半岛地图。[92]就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斯大林说：为了清洗1904年俄国战败的污点，我们“已经等了40年”。[93]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5年之后，毛泽东就迫使他签订了新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条约，俄国人很快就将失去他们世代追求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斯大林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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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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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苏联在后期谈判中的经济要求和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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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二轮谈判中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即在有关1945年条约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这一结果，大概是斯大林和所有苏联外交官都始料未及的。在此后的谈判中，为了弥补损失，苏联方面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提出了要签订一个补充协定，二是在具体协定的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方接受了苏方的条款。这主要体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协定、专家协定、贷款条件和确定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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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充协定。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多次在党内会议或会见苏联大使和外国领导人时指出，这一协定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签订的，是苏联在东北、新疆搞的两处势力范围。这说明斯大林很贪婪，而且对中共不信任。[94]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补充协定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毛泽东本来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为了照顾中苏两党团结的大局，被迫做出了让步。[95]实际上，毛泽东所反复抱怨的，主要不是当时的情况，而是他几年之后的感受。可以看出，毛的说法对当事人写回忆录和研究者做出判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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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东兴日记记载，2月8日毛泽东对他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96]另一位苏联当事人贾丕才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于是提出了补充协定的问题。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允许条件是对等的。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97]由于没有看到这次会谈的文献，研究者目前还无法了解补充协定问题提出和前期商讨的全面情况。不过，从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可以初步判断：（1）考虑到毛泽东在2月5日电报中认为中苏条约的基本问题已经谈妥，这个问题应该是苏联人在2月6日或7日的谈判中提出的。[98]（2）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这完全符合苏联战后在东亚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在已经确定中国即将收回苏联在东北的一切特权之后。（3）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主要是认为苏联还是在按雅尔塔协定办事。（4）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这项提议，苏联加上了对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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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1950年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2月1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周恩来告之，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意见。第一，这个草案的标题应改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第二，“协议如下”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第三，“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苏方认为，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草案本意，表示接受。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划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9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补充协定”这个概念是中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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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晨4时，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谈到补充协定，周恩来请罗申转告苏联外交部长：在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100]随后，2月14日，双方签署了这个《补充协定》。[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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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表明，尽管开始对苏联人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满，但毛泽东在看到协定草案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但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102]接下来的两次会谈内容也表明，中方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补充协定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含义。有学者认为，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103]但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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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2日凌晨4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104]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当然包括《补充协定》在内。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中方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它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说，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对此还必须加以讨论，他向苏联政府汇报后，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中方。[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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