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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周恩来向苏方提供了中方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草案，斯大林亲笔在草案俄文译本上做了大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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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使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以致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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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88]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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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主要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达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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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中长路的产权界定方面，中方也采取了妥协方针。关于中长路的产权界定，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并未完全谈妥，商定由科瓦廖夫与高岗在东北具体协商，再上报决定。不过，中方提出，对于1905年以后日本满铁会社开发的产业，虽在1945年曾确认为中长路产权范围内，但后来国民政府已经收回，如现在新政府“全部承认，将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表示可以重新审定。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2月16日），周恩来在给高岗的电报中指示：应该看到，把某些产业并入中长路，有利其发展，故可以考虑“采取妥协办法，拨出一部归入中长路产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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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还要刘少奇准备于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这些文件，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毛和周估计，11日或12日就可以签字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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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在这次外交谈判中做出了实质性的重大让步。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对于苏联来讲，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就必须占有海洋优势，而制约这一点的就是俄国没有一个出海口。于是，从彼得大帝开始，沙皇俄国就在谋求出海口，即打通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在日本海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作为出海口对俄国很不理想。且不说这里距俄国心脏地区路途遥远（绕道远东），冬天不便使用（水面结冰），最重要的是所有舰船南下太平洋必须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所以，早在19世纪末，沙皇就通过与清政府合办铁路和租借旅大地区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的举动威胁到日本的利益，遂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丢失了到手不久的出海口。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斯大林又迫使国民政府签约，重新夺回了这个出海口。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非常重视租借旅顺港的问题，他亲自调阅了1898年3月北京条约补充协议所附关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原地图的复制件，以及驻东北苏军司令部标注有租借区和中立区分界线的辽东半岛地图。[92]就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斯大林说：为了清洗1904年俄国战败的污点，我们“已经等了40年”。[93]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5年之后，毛泽东就迫使他签订了新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条约，俄国人很快就将失去他们世代追求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斯大林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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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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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苏联在后期谈判中的经济要求和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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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二轮谈判中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即在有关1945年条约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这一结果，大概是斯大林和所有苏联外交官都始料未及的。在此后的谈判中，为了弥补损失，苏联方面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提出了要签订一个补充协定，二是在具体协定的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方接受了苏方的条款。这主要体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协定、专家协定、贷款条件和确定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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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充协定。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多次在党内会议或会见苏联大使和外国领导人时指出，这一协定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签订的，是苏联在东北、新疆搞的两处势力范围。这说明斯大林很贪婪，而且对中共不信任。[94]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补充协定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毛泽东本来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为了照顾中苏两党团结的大局，被迫做出了让步。[95]实际上，毛泽东所反复抱怨的，主要不是当时的情况，而是他几年之后的感受。可以看出，毛的说法对当事人写回忆录和研究者做出判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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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东兴日记记载，2月8日毛泽东对他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96]另一位苏联当事人贾丕才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于是提出了补充协定的问题。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允许条件是对等的。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97]由于没有看到这次会谈的文献，研究者目前还无法了解补充协定问题提出和前期商讨的全面情况。不过，从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可以初步判断：（1）考虑到毛泽东在2月5日电报中认为中苏条约的基本问题已经谈妥，这个问题应该是苏联人在2月6日或7日的谈判中提出的。[98]（2）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这完全符合苏联战后在东亚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在已经确定中国即将收回苏联在东北的一切特权之后。（3）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主要是认为苏联还是在按雅尔塔协定办事。（4）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这项提议，苏联加上了对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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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1950年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2月1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周恩来告之，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意见。第一，这个草案的标题应改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第二，“协议如下”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第三，“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苏方认为，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草案本意，表示接受。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划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9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补充协定”这个概念是中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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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晨4时，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谈到补充协定，周恩来请罗申转告苏联外交部长：在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100]随后，2月14日，双方签署了这个《补充协定》。[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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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表明，尽管开始对苏联人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满，但毛泽东在看到协定草案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但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102]接下来的两次会谈内容也表明，中方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补充协定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含义。有学者认为，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103]但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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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2日凌晨4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104]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当然包括《补充协定》在内。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中方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它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说，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对此还必须加以讨论，他向苏联政府汇报后，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中方。[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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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有利于表明中国革命立场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日17时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做处理。”[106]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14日凌晨5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无法签字的协定的内容和文字，其中也包括对《补充协定》进行解释的一句话：“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切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107]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又致电刘少奇等告知，已同苏联政府商定，莫斯科时间14日19时30分（北京时间24时30分）在克里姆林宫签字，但发表的文件，除公报外，只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贷款协定。显然是因苏方的提醒，周恩来还特意叮嘱刘少奇，“尤其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暂勿向任何人提及”。[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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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苏方提出“补充协定”的问题，确有强加于人的意味。斯大林要求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和新疆，实际上是出于苏联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单方面考虑，在协定中加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作为陪衬，也只是为了使协定在形式上看来平等一些，因为这个问题对苏方并不存在——早在战前苏联就已经在这两个地区清除异己势力了。[109]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虽然对苏联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但认为这种做法对保障中国国防还是一项有利措施，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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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份公司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甚至引起社会波动的问题。关于石油、有色金属和航空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立即引起台湾和西方的注意。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指责中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美英则认为协定是中共“让步的结果”，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110]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有人要求退团，还有人提出向人民政府请愿。以致中共中央不得不紧急布置各单位做解释工作。[111]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些合股公司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112]其结果，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甚至有人认为苏联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113]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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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根据1950年3月27日协定成立的中苏金属公司、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以及根据1951年7月28日协定成立的中苏造船公司。从这些股份公司建立的过程看，不能说只是苏联对此感兴趣，而是双方都有需要，甚至中方更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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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的问题比较简单。1939年9月9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就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在合同即将期满时，1948年7～10月，在中方的建议下，苏联与国民政府商定于1949年2月谈判续约问题。[115]后来时局变化对国民党不利，很多立法委员及交通部官员对苏联坚持要将航线延至兰州的企图颇有非议，认为这条航线每每被苏联人利用搞情报工作，且对中国没有经济意义。因此，谈判开始后，外交部和交通部官员对签约均无兴趣，一直互相推诿，拖延不办。直到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想到在危急中保证西北地区的稳定，不得不对苏联让步，才对谈判积极起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确定的谈判底线是绝不能将航线延至兰州，其余均可对苏方意见采取弹性态度。5月25日中苏双方在迪化草签了航空公司协定（5月31日换文），除有效期限确定为5年外，续约内容与1939年所签旧约一致，实际垄断权完全为苏方掌握。这是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前所签订的最后一个正式对外协定。[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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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属和石油公司，早在1946年11月，即苏联帮助调解新疆伊宁事件时，张治中就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希望恢复苏联与新疆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苏联外贸部认为可以将这一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于1947年4月将苏方的提案准备就绪。但是，苏联外交部认为此时进行谈判不合适。中国政府因新疆的经济困难，几番催促苏方就经济合作问题举行谈判。到1948年底，苏联外贸部认为不应再推迟谈判，以免错过良机。在经济合作方面，外贸部同意按照中方的提议，在权益均等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提出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拥有锡、钨等有色金属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拥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117]苏联外交部仍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局势下开始谈判，“可能会被理解为在政治上支持南京政府”。[118]最后，经苏联部长会议讨论决定，关于中苏在新疆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谈判于1949年1月24日在乌鲁木齐开始。苏联代表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利耶夫和商务代表伊夫琴科夫，中方的主要谈判人是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然而，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从目前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可知，最后一次关于协议草案的谈判是1949年6月8日。此前双方关于股份公司已经达成的协议内容为：期限25年；苏联人担任总经理，中国人担任总稽核长；石油公司董事长由苏方任命，金属公司董事长由中方任命。[119]此时，主持西北工作的张治中因和谈宣告破裂已决定留在北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建议授权新疆省政府独自完成与苏方的谈判，并应采取弹性态度。6月25日行政院长阎锡山指示马步芳及刘泽荣等人继续谈判，可以争取对新疆最为有利的“贸易通商”问题，先行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7月15日重开谈判以后，鉴于中国局势危急，为了尽快达成协议，苏联一再表示让步，如同意对进出口货物品种加以限制、让中国政府保有金、银和白金的完全开采权、将和约期限从50年缩短为45年等。但8月中旬西北战事有了急剧变化，解放军相继攻占陇西、兰州，新疆的和平起义也在酝酿中，加之蒋介石以其影响施加的压力，国民政府对于以中苏经贸协定换取西北稳定的可能性已不抱幻想。8月15日，行政院决议无限期搁置中苏有关新疆经贸协定。[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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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参加中苏条约谈判的新疆省代表团在莫斯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