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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叶子龙回忆录》，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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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年12月18日），中央档案馆藏：1949年1-1：672、696，见该书编委会编《中国与苏联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49年12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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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35页；《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1日），《刘文稿》第1册，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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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少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访苏的结果不抱什么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斯巴诺·维利尤曾向苏联使馆报告说，他在一次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对毛泽东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表示高兴，而薄一波却“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高兴的地方”。见《谢巴耶夫与斯巴诺谈话备忘录》（1949年12月13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2，д.126，л.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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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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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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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毛文稿》第1册，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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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遗憾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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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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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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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摘录》（1958年7月22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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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584，л.123-144，Ледовский А.М.12 советов И.В.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4，№1，с.131-139，128-130。另参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3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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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387页；《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6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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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知情者和研究者认为，这一报告导致了后来高岗的倒台。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测的结果。据笔者的了解，1954年发生的高岗事件与此似乎并无关系。笔者和林蕴晖先生2005年2月3日采访曾担任高岗秘书的赵家良时，便提起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同笔者看法相同。有关高岗事件的最新研究，详见林蕴晖、辛石《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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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c.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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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991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1卷，1991，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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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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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18页）当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后，毛泽东即指示外交部，对于英国建交要求的答复“应当拖一下”。（《毛文稿》第1册，第249页）这说明他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确是别有用意的。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去为斯大林祝寿的时候，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开始他不干，以后有些国家承认我们，连英国也承认了，他才着慌。问我还做什么？以后我把副部长骂了一顿，他才通了。毛称这是“中国人骂娘，英国人帮忙”。（《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还对苏联大使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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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汪东兴日记》，第169、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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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目前尚未在档案中找到这个文本，关于答记者问的文本究竟是谁起草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详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57～68页。仔细品味答记者问的文风，笔者倾向前一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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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月2日），АПРФ，ф.3，оп.65，д.533，л.61-6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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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毛文稿》第1册，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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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毛文稿》第1册，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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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8，第56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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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9，1949，FRUS，1949，Vol.9，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p.46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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