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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斯大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对此，笔者有一个推断。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基点，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当然，这也是一个推断，目前尚无直接的文献证据。[218]但是，这样推断也不是没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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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对于俄国在亚洲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仅从地图上观察就一目了然。早在19世纪末，俄国人就认识到这一点。1897年11月11日（俄历），积极在亚洲寻找通往太平洋出海口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日后的自由港应选在辽东半岛或朝鲜湾东北一隅。”沙皇在信上御批：“完全正确。”[219]并非只有沙皇俄国看到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1945年4月1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追问下，曾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透露，苏联人有意在最后阶段参加对日作战，其目的可能是想用租借的办法重新占有旅顺和大连。顾维钧显得非常焦急，立即指出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将重蹈19世纪末列强在辽东半岛争夺的覆辙。顾维钧特别向美国建议，“如果苏联真的想要一个不冻的海军港口，它可以在沿着朝鲜半岛东北海岸分布的三个日本人建造的海港中找到一个，而它们都与进入中国东北的铁路便利地连接着。苏联可以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北海岸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这将与它的沿海省份及海参崴相连接”。[220]两个月后，苏联外交部几乎是重复了顾维钧的观点。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指出，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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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月，美苏已经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但仍倾向于通过托管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222]于是，苏联外交部继续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223]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224]至于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在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时就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在1月22日会谈时，毛泽东提到改变中苏条约将牵涉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说了一句话：“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225]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的问题已经浮现在斯大林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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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226]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并非没有先例，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即为众所周知的一例。[227]就是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1945年8月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划分美苏在朝鲜的军事管制范围的建议时，斯大林欣然同意，其目的就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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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提出的苏方有权在军事上使用中长铁路的议定书，显然也与此有关。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按照斯大林对艾奇逊演说理解的那样，金日成在朝鲜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没有出兵干预。那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229]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于是，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为苏联服务了。后来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7月11日，根据苏联政府的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对苏联的军事运输全面开放中长铁路和东北的空中航线。[230]1952年9月经过周恩来与斯大林的商谈，中苏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231]与此同时，按照1950年的协定，苏联应将中长路归还中国。但就在签署归还中长路的联合公报时，莫洛托夫特意提醒中国代表，关于允许苏联军队使用中长路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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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一个报复：本来斯大林是同意先帮助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考虑朝鲜问题，现在突然秘密召见金日成，讨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显然是已经把中共进攻台湾的战役置之脑后了。[233]由此展开，美国学者柯庆生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动机的判断，也是比较合理的：“正是因为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成为铁托主义者或者亚洲的列宁，才使得金日成撬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成为可能。”[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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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苏第一次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不仅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而且在实际上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不过，在双方领导人的内心，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后来常常提起他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也充分反映出他当时的内心感受。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由此可以认为，存在利益冲突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虽然可能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此外，斯大林被迫接受中国关于东北问题的协定，还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苏联为实现其追求已久的远东战略利益，不得不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当然，正是由于美国仁川登陆改变了朝鲜战局后，毛泽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与美国军队作战，才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成为事实，才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一个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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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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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1949年10月3日），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3，9-1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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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Правда，3、4 октябля 1949 г.；《人民日报》1949年10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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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有学者注意到，当时，在《真理报》的第一版右边开辟了一个专栏，报道来自各兄弟国家的消息。但是，有关中国国内消息的报道直到11月23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才出现。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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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1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2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4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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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齐赫文斯基：《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陈之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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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文稿》第1册，第81页。毛泽东访苏时曾间接地向苏联提出撤换罗申的问题，但没有结果。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c.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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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与罗申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6日），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8-5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92-194。俄国档案记载的毛泽东的说法有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1949年10月7日宣告成立的，因此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晚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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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9年11月10日），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52-5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18-219；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19，д.288，л.81-85。转引自Кулик Б.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c.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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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备忘录》（1949年11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17，д.288，л.27-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16-217；《毛文稿》第1册，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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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11月12日），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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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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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c.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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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36а，п.4，д.150，л.86-8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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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初期受到冷遇的原因，师哲解释说，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双方产生了误会。（《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6～437页）列多夫斯基则称，是斯大林有意让毛泽东休息、养病。（Ледовский А.М.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с.25）显然，在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面前，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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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在旅途中仍然不知这次访问是否会有结果，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访苏任务很重”，但“有些事看来不会轻易办成”。见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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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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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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